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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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历史论文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白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白20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

2、程碑。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Harvey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相互辉映。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20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21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在中国，“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

3、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击。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王国

4、维指出：“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获得不少的回响。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两项预设转化了

5、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

6、法道：“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

7、学的评断。柳诒征说：“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便是明证。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职是，特别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值得指出

8、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Bernheim)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具有同等的份量，均代表兰克史学于世纪之际的再兴。此外，受业于胡适、复为兰克史学的践行者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