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文学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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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聊斋志异》的文学语言艺术　　《聊斋志异》之所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与它在语言上所达到的高度造诣是分不开的。《聊斋志异》虽然是使用文言的形式来写作的，但蒲松龄提炼语言的道路却鲜明地体现了向古代学习、向民间学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倾向，他在学习和提炼古代语言和民间语言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提炼语言的道路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白话文学从宋、元话本算起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到了明代，就小说而论，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拟话本都是用通俗的白话文写作的。由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

2、志怪”，继承的是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的传统，这对《聊斋志异》何以采用文言的形式写作是不无关系的。唐、宋传奇发展到宋代，由于内容上不注意反映现实生活，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在语言上也逐渐僵化，明代这种僵化更加明显。《聊斋志异》的问世，不仅在内容上有耳目一新之感，在语言上也是如此。它使用文言的形式，但却克服了一般文言文的板滞晦涩的毛病，他给渐趋僵化的文言小说注进了新的血液。蒲松龄继承了我国文言文的精炼、简洁、准确、生动、骈散结合等优良传统，又从口语中提炼出大量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清新、隽永、活泼、诙谐

3、而又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他虽然大量采用口语，但又不同于白话小说，通过文言虚字的运用，尽管口语词汇很多，但仍然保持文言的派头，创造了《聊斋志异》特具的语言艺术风格。一、广泛吸收古代语言精华　王渔洋在《聊斋文集序》中，对《聊斋志异》的语言风格，做了十分中肯的概括：读其文，或探原左、国，或脱胎韩柳；奄有众长，不名一格。视明代之摹拟秦汉以为高古，矜尚神韵，掉弄机灵者，不啻小巫见大巫矣。即骈四俪六，游戏谐噱之作，亦能出入齐梁，追蹑庾、鲍，不为唐以下儇佻纤仄之体，吾于薄子，叹观止矣。　蒲松龄很善于学习古代语言。

4、《聊斋志异》中直接引用古代典籍的地方很多，《诗经》、《左传》、《国语》、《国策》以及诸子百家，《史记》，《汉书》，汉、唐小说，唐宋古文，无不兼收并蓄。他既能无所不包，又能无所不扫，“绝去町畦，自成一家”（张元《柳泉薄先生墓表》）。他在用典方用，不拘泥，不呆板，而是灵和巧妙，卷舒自如，有时使人不觉其用典，实际上只是语言词汇的借用。如《董生》中的董生酒后夜归，入室后发现自己的衾被中卧一姝丽，“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女醒，董生吓得“战栗哀求”，惟求“仙人怜恕”。女笑曰：“何所见而仙我？”董曰：“我不畏

5、首而畏尾。”“畏首畏尾”语出《左传·文十七年》：“畏首畏尾，身余其几”。显然，《董生》中的“我不畏首而畏尾”与《左传》可以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如同战国时代的赋诗言志，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借用，以谐语增加语言的趣味性。《叶生》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在科场中屡次失败，死后的鬼魂至丁公家坐馆授徒，遂使丁公之子名中亚魁。“公一日谓生曰：‘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黄钟长弃”用《楚词·卜居》“黄钟毁

6、弃，瓦斧雷鸣”的典，用得贴切，得当。“非战之罪也”用的是《史记·项羽本纪》的典故。遭到彻底失败，尚不觉悟的项羽，曾说过：“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叶生在这里引用项羽的话，只在说明，他所以屡试不中，半生沦落，是命运使然，文章憎命。这种用典，用得也比较活。《聊斋》中还有些典故，作者信手拈来，使人不觉其用典。《莲香》中的“田舍郎，我岂妾哉”，是直接引用唐人小说《集异记》中的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旗亭赌诗的原话，但莲香引用这句话来打趣桑生，用的十分巧妙，即使不知道旗亭赌诗的典故，对于理解文意也无什么影响。

7、　　蒲松龄很善于将古代的成语典故驱使在自己笔下，为我所用，并善于花样翻新，有时简直是在大胆的开玩笑。《仙人岛》中的“心中正，则眸子瞭焉”与“心中不正，则瞭子眸焉”的戏谑对话，是用《孟子》的话反其义而用之，这种以文为戏的巧合之语，古文家是不敢用的，《聊斋》中却屡见不鲜，如“黄鸟、黄鸟，无止于楚”（《仙人岛》），“今夕何夕，见此凉人”与“子兮子兮，如此凉人何”（《凤仙》），都是从《诗经》中变化出来的。蒲松龄的以文为戏，有时连冯镇峦、但明伦这些《聊斋》的评论者也不能接受。对于《仙人岛》中的“心中不正，则

8、瞭子眸焉”的玩笑，冯评曰：“真是以文为戏，口孽哉！《聊斋》恶息，当以为戒。”但评曰：“语亦巧合，特嫌其侮。”这说明蒲松龄在提炼语言上，不怕士大夫的指责，不做板起面孔的道学家，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所以尽管我们在《聊斋》中可以找出很多用成语、典故的地方，但却没有掉书袋的毛病，不但用的活，而且敢于引经据典的开玩笑，这是各种流派的古文家所没有的语言风格。　我们所以说《聊斋》的语言风格是“奄有众长，不名一格”，并不仅仅着眼于他的“或探源《左》、《国》，或脱胎韩柳”，也不仅仅着眼于他直接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