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1第三章东晋文学与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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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一、东晋时期政治、思想与文化诸方面的基本特点1、南北对峙与偏安一隅：十六国（304—439）——祖逖北伐（313—321）、褚裒北伐（349）、殷浩北伐（351）、桓温北伐（354—369）——淝水之战（383） 2、门阀政权与内部斗争：琅琊王氏（导、敦）执政与王敦之乱（307—324）——颖川庾氏（亮、翼、冰）执政（325—345）与苏峻之乱（329）——谯国桓氏（温）执政（345—373）——陈郡谢氏（安、石、玄）执政（373—385）——琅琊王司马道子父子执政与王恭、殷仲堪、桓玄起兵（385—402）——桓玄（温之子）执政（400—404）——孙泰、孙恩及卢循起义（398—411）——刘裕执政并代晋称帝（405—420） 3、清言、佛风之盛殷中军（浩）为庾公（亮）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温）、王长史（濛）、王蓝田（述）、谢镇西（尚）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为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温）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谢尚）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世说新语》） 宣武（桓温）集诸贤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简文帝）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同上）孙安国（盛）往殷中军（浩）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同上） 支道林（支遁）、许掾（许询）诸人在会稽王（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讲经负责发问的僧人）。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bìan，拍手）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同上，文学史P65引）法师讳慧远，姓贾氏，雁门楼烦人。……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叡、昙恒、道昺、昙诜、道敬、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名儒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铨、宗炳、雷次宗等结社念佛，世号十八贤。复率众至百二十三人同修净土之业。（晋佚名《莲社高贤传》） 泰元十六年（391），岁在单阏（chán’è，卯年的别称），贞于重光。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之一，此指法师）自执胡经，先译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法根、支僧纯等八十八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羲之次子）、优婆塞（男居士）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约，并共劝佐而兴立焉。（《出三藏记集·阿毗昙心经序》） 二、东晋文学概说《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文心雕龙·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zhūnzhān，困顿），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又《明诗》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诗品序》：“永嘉时，尚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王羲之《兰亭集序》—玄言诗—葛洪《抱朴子》—李充《翰林论》—志怪小说的兴盛——谢混与殷仲文—田园诗人陶渊明1、兰亭集与王羲之（303—361）《兰亭集序》（文学史P61） 2、江左玄风与孙绰、许询的玄言诗玄言诗是起于西晋、盛于东晋的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其代表人物是孙绰（314—371）和许询（生卒不详）。它的基本特点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孙绰《赠谢安诗》曰：“不有其一，二理曷彰？幽源散流，玄风吐芳。”又《答许询诗》：“冥运超感，遘我玄逸。宅心辽廊，咀嚼妙一。”许询《农里诗》曰：“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但当谈玄论道与写景咏物有机地融为一体时，玄言诗亦不乏像孙绰《秋日诗》那种较好的作品（文学史P65）。 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它的意义在于：其一，一定程度上对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发展兴起了催发的作用；其二，开拓了文人情趣的新的天空，培植了文人平淡自在的心境；其三，促进了文学与哲理的融合，强化了诗歌的哲理化倾向，在审美上把文学导向追求理趣之美的一路。 3、葛洪《抱朴子》葛洪（284—364），字稚川，著《抱朴子》。该书内篇二十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篆等事，属道家；外篇五十余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属儒家。其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触及文学理论批评，历来受到重视。作者主张文学应发挥讽谏过失、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反对贵威古贱今的文学退化论思想，提倡创作要雕文饰辞，做到德行与文章并重。葛洪另有小说《东京杂记》（托名汉刘歆）。 4、李充《翰林论》李充（生卒不详），字弘度，约与王羲之同时，撰文学总集《翰林论》五十四卷（至唐初仅存三卷，止录其评论）。该书的特点是搜罗作家，录其作品，简要评论，寄以褒贬。注重文采，对实用性文体则主张“不以华藻为先”。对于它的不足之处，《文心雕龙·序志》曰：“《翰林》浅而寡要。”《诗品序》亦云：“李充《翰林》，疏而不切。”但它对《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等著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5、志怪小说的兴盛志怪小说兴于魏，盛于晋，尤以东晋为最。东晋前有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等；东晋时有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和陶渊明《搜神后记》等，其中《搜神记》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志怪小说之兴，鲁迅以为有“文士之传神怪”、“释家之明因果”和“方士之行劝诱”三种情况（《中国小说史略》）。至于兴起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志怪小说的兴起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文化现象，是乱世文化心理的文学反映形式；其次是儒家定于一尊的思想局面瓦解的结果，是对“子不语怪力乱神”传统的突破；再者与佛风炽盛密切相关；同时，神仙之说和巫术的兴起，特别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南移后，南方信巫的地域因素对志怪小说的兴起亦有深刻的影响；此外，神话传说则可视为其文学的渊源。 干宝（？—336），字令升，新蔡（河南）人，东晋初史学家，曾以著作郎领国史，著《晋纪》二十卷（今佚），时称良史。性好阴阳之术，其父婢葬后十年而未死、其兄气绝数日而复苏（事见于《搜神后记》卷四），此二事使干宝深信“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乃作《搜神记》。该书原为三十卷，至宋已散佚。今存二十卷本可能是明人胡元瑞等人重辑，鲁迅称之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书中“三王墓”（干将莫邪）、“相思树”（韩凭妻）、“紫玉”、“李寄斩蛇”等故事广为传诵。 《搜神记》对后世小说影响深远。许多故事成为唐以后小说、戏剧的创作素材，如“卢汾梦入蚁穴”（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董永”（《天仙配》）、“干将莫邪”（鲁迅《铸剑》）、“东海孝妇”（《窦娥冤》）、“左慈使神通”（《三国演义》三十八回）、“管辂卜卦”（《三国演义》六十九回）、“华佗医疮”（《三国演义》七十八回）、“范巨卿、张元伯为友”（宋平话《生死交范张鸡黍》）、“老狐”、“斑狐”、“无尾狐”、“老赤狐”（《聊斋志异》）等。 6、谢混与殷仲文《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谢混（？—412）、“殷仲文（？—407）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的重要人物，在晋宋诗歌发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田园诗人陶渊明1、陶渊明的家世和生平陶渊明逸致图 《晋书·陶潜传》：“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陶渊明《赠长沙公序》：“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又《命子》：“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曾祖陶侃（259—334） 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讳嘉，字万年。……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四女，……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外祖父孟嘉。 《晋书·陶潜传》：“以亲老家贫，起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屡次出仕、不为五斗米折腰。 第一次：393年，29岁，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第二次：399年，35岁，桓玄属官，时三年左右；第三次：404年，40岁，为镇军（刘裕）参军；第四次：405年，41岁，为建威（刘敬宣）参军；第五次：405年8月，41岁，彭泽令，八十余日。参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 2、陶渊明的思想和人生志趣《归去来兮辞序》：“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崇尚自然 归去来兮图（局部） 《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宝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乐贫行道、诗化人生 《杂诗》其三：“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消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用世的一面，从积极到消极、从乐观到悲观的转变，生命忧患的意识 《形影神·神释》：“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否定佛教“形尽神不灭”（慧远）的观点和道教“长生久视”之说。 《桃花源诗》：“……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返朴归真的道家社会理想。 3、陶渊明作品的主要内容其一，田园之作（1）田园风光：如《归园田居》其一P327等，此类作品的特点表现在：首先，往往体现农村风光的恬淡、静谧，反映乡居生活的闲适、自由；其次，融情入景，借景物衬托诗人对故土的无比喜爱之情；其三，在写景中刻划心理，喜悦之情常溢于言表（“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其四，运用比兴手法，寄托人生志趣（“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2）农耕劳作，乡居苦乐：《归园田居》其三P328、《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P333、《杂诗》其八P339、《乞食》P329等。（3）归隐之趣，闲适情怀：《归园田居》其二P328、《移居》二首P331、《和郭主簿》P332、《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P333、《饮酒》其五P335、其九P336、《读山海经》其一P341、《归去来兮辞》P197等。（4）理想世界：《桃花源记并诗》P428 其二，咏物、咏怀、怀古、议理、行役、赠答之作文有《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闲情赋》（集P152）、《自祭文》等，诗有《荣木》、《咏贫士》七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P342）、《拟古》九首、《咏三良》、《咏荆轲》P340、《形影神》、《拟挽歌辞》三首等。 5、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其一，创立田园诗，开拓了诗歌新题材，拓宽了诗歌发展的道路。其田园诗远承《诗经》农事诗传统，而有了许多独创和发展，内容不局限对劳动过程、劳动场面的描写，而以抒怀为中心，着意写眼中景、心中情，发抒感慨，阐释人生哲理。其田园诗还体现了异常广泛的内容，描写农村风光，叙述劳动感受，畅谈村居生活，展示归隐情怀，表现社会理想等等，使田园诗一经产生，就获得了充实的艺术生命力。 田园诗的创立的另一贡献是，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实行了雅的文学样式与俗的生活内容的完美结合，雅俗共赏诗歌样式的新尝试，以文人诗写田家生活，使诗歌从狭窄的贵族生活圈子中解脱出来，寻得了一片异常清新的新领域。在陶之前及同时，田园生活通常为贵族文人不曾涉足或不屑涉足；在陶之后，农村素材一经文人提炼则往往成为富有诗情画意的绝好诗材。以此而论，陶渊明的艺术实践实际上具有诗歌革新的重大意义。陶诗在当时尽管被斥之为“田家语”，但正是这叫人耳目一新的“田家语”让人千载而下，玩味不已。 其二，开创平淡自然的诗风，创造情、景、事、理有机融合的诗歌境界，建立了一种淡而淳真、质而深厚、浑融本色、意境高远的诗歌美。陶诗独特的艺术个性一般认为在于：一是平淡与醇美的统一。诗人胸襟冲淡，情系田园，肆力农耕，贴近生活，故诗风质朴平淡；同时，平淡之中蕴含诗人炽热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人生感悟，故其诗淡而有情，淡而有味，情味隽永，颇具真醇之美。二是情、景、事、理的统一。陶诗扬弃了东晋“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风，改造了议理的艺术方式，即寓情趣、理趣于写景和叙事之中，使其诗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三是诗歌语言本色与精工的统一。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于自然中见精工，于平淡中见华彩，体现了诗人艺术上追求返朴归真、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诗品》谓其“文体省净，迨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虽“世叹其质直”，但亦“风华清靡”，不能轻而视之为“田家语”。 其三，以人格完美而臻于诗格完美。其作品塑造了个性鲜明、情操高洁的诗人主人公形象，展示了具有审美力量的诗化人生，让人读其诗而“想其人德”，在心灵世界中获得“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净化和提升。陶诗之美，美在胸境，美在品格，美在诗化的人生。 6、陶渊明的地位和影响南朝宋颜延之《陶征士诔》：称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南朝梁钟嵘《诗品》：列为中品，谓“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迨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南朝梁萧统：编定《陶渊明集》并作序，曰：“其文章不群，词采清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唐白居易：“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不能默默，又题诗云：‘……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访陶公旧宅并序》）北宋苏轼：“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金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论诗三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