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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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
. . .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李安山华侨华人研究在20世纪曾四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均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由于1904-1910年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华工的待遇、引进华工对本地的影响及定居国的移民政策等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兴趣。[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劳动力奇缺,大批华工涌入欧洲。他们的地位、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应政策又一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国际政治学领域(以美国学者为主)兴起了对各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热。华人存在于世界各地这一事实、“冷战”气候以及50-6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排华”现象更引起了世人关注,华侨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的重视。[3] 从80年代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一大奇迹,海外华人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华侨华人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4]1992年在洛杉矶成立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标志着华侨华人研究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国际性学术组织。随后于1994年在香港、1998年在马尼拉和2001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对华侨华人的历史、文化、移民、侨乡、教育、新移民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除以上由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会议外,世界各地还就华侨华人研究举办了其他类型的研讨会,举其要者,如台湾(1996)、厦门(1996)、巴黎(1997)、南京(1997)、晋江(1998)、上海(1999)、广州(1999)、莱顿大学(1999)、古巴(2000)、暨南大学(2000)、新加坡(2001)及美国一些大学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均大大推动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有盛有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研究开始虽然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但由于一些老学者的努力,各方面工作仍在积极开展,如人才培养、资料整理、侨乡调查、外论翻译等。这些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华侨研究从1960年代后期起曾受到影响,并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华侨华人研究重新开始,短短二十余年,华侨华人研究得以长足发展。本文将对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概述,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明清时期、1911-1949年和1949至今(1949年以后主要涉及大陆地区)。 明清的典籍、游记与华人笔记中国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历史,自秦汉到唐宋,由行商到住商,加上元明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明代的中国典籍(正史和游记)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有记载。《明史·外国卷》记载华人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代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回国后分别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鉴》和《西洋番国志》,详细具体地描述了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中国移民村落的生活情况。华人在当地已有一定势力,并在不同程度同化于当地社会。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了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对侨居马尼拉的华人进行的一次大屠杀以及华人与菲律宾人民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姚楠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关于西方殖民者迫害海外华人的最早记录之一。到清代,关于海外华人的记载更多,包括船员的口述和游者的记录,还有外交官员的笔记。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一说吴兰修)笔录的《海录》(后由冯承钧作注,名《海录注》)较为著名。谢清高(1765-1821)为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金盘堡人。18岁时即随外轮出洋,在海上共14载,遍游从越南到西北沿海的一带地区,31岁时双目失明。《海录》较详细地记载了18世纪后期华人在上述地区的垦殖、采矿、商业活动。王大海()的《海岛逸志》(约1791)是较详细记述了爪哇地区华人的生活风尚。王大海为福建龙溪(今龙海)人,1783年到爪哇,侨居多年,游踪几遍其北岸诸港。书中所记皆为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因此,《海岛逸志》成为研究东南亚华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陈洪照(1710-1773)的《吧游纪略》是一部描述18世纪中叶南海交通、印度尼西亚(爪哇)及华侨的中文著作。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主要介绍了南洋一带的交通、疆域、印度尼西亚的气候、贸易、人物和风土人情,从而为研究清初南海交通史、华侨史及当时印度尼西亚史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此书至今未见原本,惟在朱仕玠著《小琉球漫志》中,多处摘引该书原文,近三千字。此外,香港陈佳荣曾著《陈洪照〈吧游纪略〉》,对该书进行研究。就侨居地而言,也有一些华人的记录。最早一本由华侨记载华侨自身活动的专书是关于印尼吧城(今雅加达)的《开吧历代史记》。它以编年体例详细记载了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爪哇华侨的重要活动。还有一本题为《兰芳公司历代年册》的专书,记载了18世纪中叶华人罗芳伯等在西加里曼丹开发金矿、建立行政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与荷兰殖民者抗争的事迹。晚清政府曾派遣一些外交官出外任职或出国访问,他们的笔记真实地记录了途中所见海外华侨的情况。同治五年(1866年),张德彝奉命往外国游历,途经东南亚一带,回国后写成的《航海述奇》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旅居华人的情况,文中提到一些华人商栈酒楼如“宏泰昌”、“胜芳楼”、“醉香楼”等,在安南时“乘小舟回船时,月色朦胧,轻舟飘荡,清风徐徐、水虫唧唧。两岸华人,哗拳饮酒,打鼓吹笛,土人高歌,鸡人击柝,宛若故乡。”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也有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记述。在槟榔屿,“居民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此数与他人记载有出入)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中提到加利福尼亚的华侨约有8万到10万,“其中在旧金山居住的大约为一万五千到二万人,他们有些人在这儿已建立了重要的商号,名声极好。人们赞扬他们的诚实、智慧和学习欧美经商方法的敏捷。他们进口丝、茶和古董。”薜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则记载了华侨华工在澳洲的情况。此外,刘锡鸿、曾纪泽、蔡钧、张荫桓等晚清职业外交官对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侨生活均有描述。这些游记的特点是真实,但对所记资料选择性较强。[5]19世纪后半期,中国开始对英属殖民地和美国输出契约华工。当时,美、英、法、西等国的代理商以香港为基地,在华南沿海地区散发传单和图片,诱骗中国人去国外当苦力。1847年即有华工被“招请”赴美国。与此同时,一批靠欺骗拐卖为生的无耻之徒也应运而生。他们以各种手段拐卖人口出洋。同治十二年(1873),《申报》发表题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的社论,嘱平民提高警惕,“业贾操农,勿作希冀之幻想,”安份守己;对“居心奸险,立志凶狠,惟知益己,射利归囊,专以贩人出洋为业”的“猪仔头”提出谴责。[6]由于国内外舆论对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做工的华工的境况颇有微词,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3)派出以陈兰彬为首的政府调查团,到古巴调查契约华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调查是以提问的方式进行的。为了解具体情况,调查团向华工提出各种问题共50个。这些问题包括华工来古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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