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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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史家的良知与责任作者:范福潮2013-01-11 10:19:00 来源:南方周末?历史研究?袁伟时?史学家《昨天的中国》袁伟时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 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 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 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但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从史料 上讲,大陆和台湾所存的国共两党的档案尚未全部公开,有 些还处于保密状态,查阅极为不便;从治学上讲,在1949 至1976年间,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过后,虽经思想解放运动,风气大有好转,但受惯 性的束缚,有些学者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 偏见,忌讳过多,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思想比较开放,勇于直言,在发掘史料.评价人物和诠释因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袁先生思想开阔,才识过人,早期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 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 人民出版社,1998),独辟蹊径,拨乱反正,褒者视其为先 知,贬者斥其为异端,在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激起了强 烈的反响。2012年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 著《昨天的中国》(以下简称“袁著”),分为上篇“近代 中国的轨迹”、下篇“辛亥革命"两部分,收入1999年以来 的文章、访谈、演讲30篇。这些文章,在谈及戊戌变法、 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临时约法、民初政局、北洋政府.广 州政府、国民党北伐与党国体制的建立及慈禧、孙文、袁世 凯、宋教仁、蒋介石等人时,思维依然敏锐,言辞依然犀利, 胆略和锐气不减当年,但他毕竟年迈,有些力不从心,对许 多问题,只能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难做细致的考证和推理, 也无力就某一专题.某一细节展开深入的讨论,但作为二十 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和心得,对现在和后世的读者、 学者依然有着启示录的作用。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灾难深重,战乱频频,后党、帝党. 保皇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党、官僚、军阀轮番执政, 列强交相干涉,许多人物和事件与国内国外各方势力的介入 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难以理清头绪,对于既无亲身经 历、又无缘接触原始史料的普通读者来说,只能从教科书、 报刊和文艺作品提供的信息和评论来认识历史,改革开放前,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编写的一些读物的长 期影响下,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被脸谱化、妖魔化,许多 重大事件被标签化、概念化,“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愚弄国民”,“孙中山缔造中华民国”,“袁世 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人民公 敌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这些已成为上世 纪后五十年国人的集体记忆,无人去深思“义和团”杀洋人 与"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内在联系,无人 去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诸多举措与民初宪政体制的关系, 无人去探索“临时约法”对民初乱局的影响,无人去分析孙 中山“二次革命”对民国政治造成的恶果,更无人去考证清 末十年、北京政府十七年、南京政府头十年国民经济快速增 长的原因、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成就,错综复杂的历史被一 句“万恶的旧社会” 一笔带过。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有责任把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尽可 能准确.完整地向读者讲清楚。说“尽可能”,是因为受史 料的局限,有些人物和事件无法核实,难以恢复事实真相, 只能根据掌握的史料做出推断。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能通 过公式计算获得精确的数据和结论,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 对动机和起因的推论,对结果和影响的分析,都需要作出主 观的评判。有些学者倒果为因,先设论点,再找论据,有些 学者,为了推倒他人的成论,也挖掘史料以支撑自己的观点, 这就涉及史家的指导思想和治学态度问题。对史家来说,不在于你怎么描述、解释人物和事件,不在于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重要的是,你判断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是 仕红以清末的改革为例,有些史家喜欢说清政府是假改革, 袁先生认为,“这个评价不够客观。真假怎么判断?对政治 家或者政治组织的真假,从主观上判断很难。唯一的办法是 客观上,看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根据行动来判断。” 他举例说,清政府有三个改革影响非常深远:第一个是废除 科举,实行新学制;第二个是法律和司法体系的改革,“将 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大陆法系,不但法典上这样 做,而且司法体系都变了。《新刑律》、《新民律》(草案)、《诉讼法》制定出来了,那是跟国际接轨的。建立新的法院 系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行政和司法不分的体制,这个改 革了不起。所以,说它假,说不过去。”"第三个是政治体 制改革,清政府也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宪政教育, 民主选举的教育,在19、20世纪的近代政府当中,这是空前 的。另外,它确确实实有张预备立宪的清单,应该做什么, 都是按部就班在做。“根据行动来判断”,也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怎 么建立?这是影响到近代史观正确与否的关键问题。袁先生 只说出了一部分,愚以为,这个标准应该以人类文明发展的 已有成果为坐标来建立,以政体为例:从帝制走向君主立宪 制,是一大进步,如英国、日本、晚清政府(虽未成功); 从帝制走向共和政体,是一大进步,如法国、中华民国(初 期);而逆潮流而行则是违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如孙中 山“二次革命”破坏民国宪政体制,北伐后国民党师法苏联 建立党国体制等。依理类推,能让公民享有平等、尊严、民 主、自由、富裕、安乐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利于促进国民 经济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了标准, 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离开了这个标准,“历 史只能是一团乱麻,前路也是无所适从。” (p400)即使是这样的标准,若想得到国内史家的共识,也并非易事。 总有人固守僵化的观点,而国民潜意识里被标签化的历史记 忆,也绝非几篇文章、几本著作可以纠正得了。“文革”结 束后,若没有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 便没有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便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 的巨大成就。袁先生“要从世界文明已有水平的高度去观 察自己国家的命运”,这是史家的良知,也是史家的责任, 他寄希望于读者,“了解昨天,就有可能看清明天要走的 路”,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八十老翁,所能做的,只有 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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