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8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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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分配改革:权力和权利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现象己造成社会心态的日益失衡，已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必须攻克的一道难关。在这种期盼之下，千呼万唤之后，酝酿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出台，这似乎给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投下了一缕曙光。不过，对于国家大事而言，坐言起行并非振臂-•呼、振衣而起那么简单，言行之间是漫漫长道，荆棘遍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是有区别的。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之前资源分配的严巫不均等，而飞速上升的房价迅速拉大、强化了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简单而言，

2、•个月入万元的北漂和一个月入三千的有着两套房的北京本地人，资产悬殊。以工资计，前者几乎无法赶上后者。所以，没有关键领域制度的巨大改变，分配改革对于中国资产性收入悬殊的现状无法做出根本性改善。而关键领域的变革涉及到对土地制度，支撑经济的房地产的乜大改变，必然是-个纠结各方考量的“螯合”结构，•时不可能明显改变。但是，即便如此，仍可撇开资产性收入，狭义的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困境和机遇。异化的权力实际上，冋顾过去，某种程度上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已进行。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平均主义”起，公民获得的经济权利、经

3、济自由立竿见影的改变了屮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放开的要索权利侵蚀掉了建立在剪刀差基础上的国企特权、工业特权、工人特权、城市特权。原本在特权掩盖下的经营不善、隐形失业等问题逐步暴露岀来,逼迫出国企改革、下岗等社会现象——显然，这背后就是剧烈的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随着改革纵深进行，更多具有政治权势的行业的垄断被陆续打破，电信行业的拆分就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在2000年左右，时任总理的朱鎔基在多个场合猛烈的抨击中国电信的垄断与高资费。1999年“两会”期间，朱鎔基用“民怨沸腾”来形容人们对电信垄断及其弊端的痛恨；2000年两会的

4、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中国电信的价格还要成倍的降低；2001年他乂表示，中国政府将对包括电力、电信、铁路和民航等垄断行业进行体制改革。此后，中国电信行业进行了多次拆分，最终形成目前移动、电信、联通三足鼎立的势态。在这个过程中,行业竞争增加，电信资费降低、每个中国人都得到实惠，而另一方面,垄断收益被部分消除。从两方面来看，都可看做对垄断行业的…次收入分配改革。不管是联产责任、还是承包制度，不管是电信、电力行业拆分，还是民航引入多种经济成分，要么是行政垄断权力的削弱，要么是资本等要素权利的释放。这一过程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

5、是，首先是底层要素的权利突围，然后，被高层权力接纳，并在高层权力的主导下推向全国。根据华尔街时报当吋的报道，当吋的政治局势下，在分拆中国电信，分拆国家电力公司的过程屮，强有力的国家发改委是各项改革措施中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不管是发改委的强有力，还是朱常基的铁腕，体现的均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完成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政治决心与政治力量，是…种权力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改革。而这种权力主导的改革，正是改革前阶段的主要特点。顺着这个形势，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将继续打破余下的垄断行业，如

6、铁道部、电力、石油，而这止是冃前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容之一。但是，遗憾的是，经过30年的市场改革，今天政府已经不能微观的规定种种场景下的要素价格，不能制订每一个岗位的工资，非但如此，政府可直接制订工资标准的公务员、国企正是民怨的对象，更进一步的，由行政权力导致的垄断、灰色收入、非法收入止是如今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实际上，过去三十年的改革，除了要素权利的释放进程，同时还存在-个以高层权力调控权力异化、侵害要素权利的并行过程。但是，在经济上，随着权利的逐步放松，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完全依靠至上而下的传递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权力

7、结构和利益结构已不复存在，利益输送不再仅是至上而下。在政治上，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控制逐渐瓦解,同时，权力的世俗的权威主义结构也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不在被权威主导、集中用于某些政治、经济调控领域，而是首先被消耗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协调之中。简而言之，上级对下级官僚的控制力变小，至于到底层，其至出现基层的全而溃败——政治权力已经不再能够游刃有余的约朿权力的异化，以及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权威主义力主改革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了庙堂之上的声声叹息，妥泰脱离大地的无力感也就必然体现在经济调控的各个领域。根据媒体

8、报道，从2010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出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的通知至今，78家央企退出者不足1/4。除此之外，住房公积金制度、养老、医疗的双轨制等各个领域的异化迹象都在暗示着权力主导改革模式的后续乏力。所以，不管是提高央企上交比例、抑制行业分配不公，还是加严控国企高管薪酬；不管是推行匚资集体协商，还是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这些目标在当下中国，依靠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