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商人和政治

《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商人和政治》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商人和政治丨雷颐2015-12-12雷颐编者按：复星董事长郭广昌被捕是这几天最人的新闻事件，中国扑朔迷离的政商关系又引起热议。在一个权力边界没有厘清的社会，“在商言商”有时竟显得不堪一击。但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商人的向背却可以直接决定国家的命运。“观察中国”向大家推荐知名历史学者雷颐的这篇好文，其中对晚清时期中国商人和政治的互动有生动而深刻的分析。本文来源：雷颐新书《从甲午到辛亥——清土朝的最后时刻》注：《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今年8月出版，是高质量的历史读物。点击文末

2、“阅读原文"，进入“观察书店"，可购买雷颐先生亲笔签名的版本。文/雷颐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土朝轰然坍塌。这半年间，究竞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土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

3、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

4、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口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牛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Z书，学尧舜Z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

5、“立国Z木”，引进科技口然便是破坏“国木”。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吋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木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木”，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木逐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权势Z强办新式企业阻力尚且如此巨大，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更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缥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

6、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拆除。话又说回来，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不属于官家，按说他们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禁止其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产权”，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区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只能给洋人当买办。久而久Z,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口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

7、半都是华商股木。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木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木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木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

8、。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味强”深化为味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官督商办”主耍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金业的成功经营，商人对“官督商办”金业的信心大增,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