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_林毅夫.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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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林毅夫李永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小企业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特色,使得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是我国企业组织中最有活力的构成部分。但是,在推行“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支持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重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我国建立了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文章认为,不同的金融机构给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效率是不一样的。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得出结论,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关键词: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日益为各界人士所重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尤其是融资难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这种讨论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中小企业问题的认识,并在政策层面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略嫌不足的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仅仅注意到中小企业作用的共性方面,没有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在探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尤其是提出政策建议时就容易出现一些偏差。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分析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着重探讨阻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因素;第四部分提出政策建议。一关于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迄今已有许多讨论。但是,目前的讨论多数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的,其分析过程抽象掉了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实际上,由于不同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方面有着不同的特色,中小企业可能在不同国家发挥不同作用。在反映国家之间基本差异的各种因素中,在经济上有着决定意义的因素就是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构成。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国家应该选择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一个资本相对充裕、劳动相对稀缺的经济来说,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并在生产上选择多使用资本少使用劳动的技术是经济上合理的选择。相反,一个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充裕的经济则应该选择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并且在生产中选择多使用劳动、少使用资本的技术。所谓的经济合理性主要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讲的。一个资本充裕、劳动稀缺的经济只有选择资本密集的产品和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成员参与了本文的讨论。10 2001年第1期地降低产品成本,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更具有竞争力。相反,一个劳动充裕、资本稀缺的经济只有反其道而行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由于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来组织生产、选择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这样的选择就能够更快地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剩余的多少关系到一国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积累又是决定要素禀赋结构提高速度最为关键的因素,并且只有在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高后,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林毅夫等,1999)。因此,只有按照国家要素禀赋的特点来组织生产、选择技术,才能快速地积累资本,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人们往往抱有错误的观念。许多人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观察出发,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比较发达,进而认为落后国家要想发展经济、追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这种观念在50年代表现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9,第二章)。因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规模经济比较显著,所以处于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往往是大企业。其结果,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优先发展往往等同于大企业的优先发展。上述认识实际上是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误解。因为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直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资本积累相关,任何行业或部门的发展都只有在它有利于快速的资本积累时,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充裕的经济来说,资金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其资本密集的部门一定是在相对高的成本下运行的。所以,我国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主要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往往赢利能力比较差,甚至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①,即在没有国家扶持的情况下不能取得社会的平均利润。赢利能力差的企业当然不能创造多少经济剩余,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比较小。与之相对,由于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能够创造较多的经济剩余,因而对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进而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按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身特点,处于该产业中的企业一般是中小企业。至此,我们就认识到了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由于缺乏合适的统计数据,迄今我们仍然无法严格地检验上述理论。这里只是给出一些简单数据来大致地说明问题。第一,正如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的,我国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图1给出了1991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按职工人数划分的各类企业组成。从中可以看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的大部分企业是职工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第二,我国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图2给出了1987年和1991年按职工人数分类的各类型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职工人均拥有的固定资产额。我们看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职工人均拥有的固定资产数量有很大差别,中小企业的生产过程平均来说更加劳动密集。上文已经指出,我国独立核算企业中的大多数企业是拥有职工500名以下的企业。这就说明,我国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三,由于中小企业符合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因而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具有较强的赢利能力,能够创造较多的社会财富。表1为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3—1998年的一些数据,包括各类型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总资产的比例、工业增加值与总资产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在总产值比例还是在增加值比例上中小企业都优于大企业。这说明中小企业每单位资金比大企业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①关于“自生能力”问题的论述参见Lin,JustinYifuandTan,Guofu,1998。11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第四,由于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来说生产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图1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按职工人数划分的各类企业构成(1991)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工业企业规模经济”中相应数据计算而得。图2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各类型企业职工人均拥有固定资产额(单位:元)注:固定资产数值采用“固定资产原值”,所以可能存在一定偏差。表1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各项指标对比工业总产值/总资产工业增加值/总资产年度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19930.680.801.000.230.230.3319940.660.791.010.210.210.2719950.570.650.900.190.160.2219960.550.630.960.170.160.2619970.510.600.940.160.160.2519980.470.580.930.150.160.24注:表中总资产是用流动负债总额、长期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三项指标加总而得。数据来源:1994—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大中小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同,它们的积累能力进而增长能力也不同,各类企业产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就不同。我们可以采用如下方式来简单地计算各类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Y代表某地区在某时期生产的GDP,L、M、S分别代表大、中、小企业的产值,则Y1=12 2001年第1期L+M+S。该式两端对时间t分别求导并运算可得:dY/dtdL/dtLdM/dtMdS/dtS=·+·+·YLYMYSYdX/dtXdX/dt其中,,(X=Y,L,M,S)为X量的增长率;,(X=L,M,S)为X在产值Y中所占比例;XYXX·,(X=L,M,S)就是X的增长对Y增长的贡献率。Y使用该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各类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进行比较。这里,我们采用了1982-1998年各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计算出各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和大中小型各类企业对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图3描述了计算的结果,其中,上方的曲线表示17年中各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的平均增长率,下方较粗的曲线则是中小企业对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了对比,图中也给出了大企业的贡献率,即下方较细的曲线。可以看出,在许多地区中小企业的贡献率大于大企业,并且中小企业贡献率较大的地区往往也是增长率较高的地区。通过对图3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小企业的贡献率与总的增长率有很大的相关性(简单相关系数为0.867),而大企业的贡献率则与总的增长率相关性较小(相关系数0.004)。图中拟合最好的部分是从江苏到广东之间的区域,而这一区域恰恰也是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其余部分尤其是西部诸省则拟合得比较差。图3各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各类企业对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资料来源:1983-1999《中国统计年鉴》。注:由于在计算平均值时采用了简单平均的方法,所以图中的中小企业贡献率加上大企业贡献率可能并不恰好等于全部企业产值的增长率。二基于上述讨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佳途径。但是,长期以来,存在许多因素造成中小企业经营上的困难,阻碍着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一般来说,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的。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的根本区别在于资金的所有者(或提供者)并不亲自参加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这样,资金的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就带来一个激励(委托—代理)问题。通常,在企业经营状况方面资金的使用者(或企业的经营者)比资金的提供者拥有更多的信息。他(们)就有激励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事先的谈判、合同签订的13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过程或事后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资金提供者的利益,使资金提供者承担过多的风险。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存在信息不对称,进而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情况下,企业选择何种融资方式,按照这种融资方式能否取得资金,都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概率。外部融资又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包括股权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两种方式。它是资金使用者与资金提供者直接交易的融资方式。由于交易是直接的,资金提供者必须亲自对资金使用者的状况进行了解和判断。由于这种了解和判断过程的成本高昂,一般情况下,作为个人的资金提供者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这就要求资金使用者通过信息披露及公正的会计、审计等第三者监督的方式来提高经营状况的透明度。所以直接融资方式除了要求存在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公证机制来实现上述透明度外,还要求资金使用者是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是因为,不管企业的规模是大是小,企业为达到较高的透明度所需支付的信息披露、社会公证等费用差别不大,大企业需要的外部融资规模比小企业大,单位外部资金所需要支付的信息披露费用相对较小。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小企业完全不可能进行直接融资。信息不透明的程度越高,资金提供者在让渡资金时所要求的风险补偿就越高。这样,在直接融资中,中小企业必须支付远远高于大企业的资金成本。这种高成本只有那些高收益(同时往往也是高风险)的中小企业才能支付。一般来说,这种高风险、高收益企业是高科技企业。按照上文的分析,我国的要素禀赋特点已经决定了我国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和市场都比较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样,融资的高成本必然将我国多数中小企业排除在直接融资市场之外。间接融资是通过金融媒介进行的融资。在融资过程中,金融媒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订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由于金融媒介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专业化组织,它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任务,所以这种融资方式对资金使用者信息透明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由于中小企业经营活动透明度比较差,间接融资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外部融资选择。即便如此,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别,以及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的上升而下降等原因,金融媒介也会在经营中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区别对待。一个典型的结果就是,大型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样,如果一个经济中金融业(尤其银行业)比较集中,中小企业的融资就会特别困难。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与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取向不同,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除了因为它们资金少、无力为大企业融资外,主要是因为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关于这种信息优势,Banerjee等(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其一是“长期互动”假说(longterminteractionhypothesis)。这种假说认为,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专门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通过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小金融机构对地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逐渐增加。这就有助于解决存在于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种假说为“共同监督”假说(peermonitoringhypothesis)。这种假说尤其适合于合作性中小金融机构。该假说认为,即使中小金融机构不能真正了解地方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不能对中小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督,但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合作组织中的中小企业之间会实施自我监督。一般来说,这种监督要比金融机构的监督更加有效。与之相对,大型金融机构一般不拥有这种信息优势。这是因为:(1)即使它在地方上设有分支机构,其经理人员也会经常调换,使得其对地方企业的了解程度相对较差。(2)即使这些地方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能够了解地方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他们也很难向其上级机构传递中小企业的经营信息,因为中小企业缺乏经营透明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信息不具有“公开性”(openness)。比14 2001年第1期如,你会相信从上市公司财务公告中引用的数据,却未必会相信从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中引用的数据。中小企业经营信息的这种非“公开性”使得在贷款出现问题时,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很难向其上级解释。(3)前文已经指出,由于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上升而下降,大型金融机构一般更愿意贷款给贷款规模大的大型企业,所以它们往往会忽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这就很难与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很难解决存在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大型金融机构倾向于较少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上述结论中的许多方面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所证明。首先,一些研究证明了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与银行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比如StrahanandWeston,1996);其次,一些对美国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银行合并的研究证明,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吞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如PeekandRosengren,1996);再次,在银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小企业即使能够顺利获得贷款也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Meyer,1998)。上述研究虽然都是针对国外的具体情况进行的,但是它们对一个改革之中的经济如何完善自己的金融体系可以提供有用的参考。按照这些研究所提供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已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最佳方式。迄今已经提出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建议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贷款部门,督促它们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或者允许国有银行在向中小企业贷款时收取更高的利息,使大银行更多地向中小企业放款;第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如所谓的“二板市场”;第三,在政府的参与下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第四,建立中小企业商业信誉评估系统,推进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第五,由政府或其他组织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等等。我们已经指出,只有在上述措施有助于解决或缓解存在于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它们才能成为有效的措施。然而,上述许多措施都存在一些缺陷。第一,上文已经指出,由于信息和交易成本上的问题,由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方案费用较高。如果国家强求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那无异于为这些银行施加了另一种“政策性负担”,从而形成①新的激励问题。利率浮动的方案也仅仅能取得有限的效果,因为在银行不了解企业信息的情况下,贷款的风险很大。银行经理人员要平衡贷款失败预期会受到的惩罚与贷款成功多得的利息再做出贷款决定。这样,利率浮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状况下,高利率也可能使逆向选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增加银行贷款的风险,使增加的利息收入难于补偿增加风险的损失(StiglitzandWeiss,1981)。第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的方案实际上只能部分地解决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我国经济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所以,资本市场方案对多数中小企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第三,除非贷款担保机构有动力和能力对使用担保的中小企业进行甄别和监督,否则,担保方案没有改变上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实质,仅仅是将风险从商业性金融机构转嫁到国家身上,其结果很有可能造成损失和担保方案的失败。第四,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经济中尚存在许多扭曲,各种社会公证机制和信用体系不健全,这些都不利于一个完善的信息生产和传递系统的建立。所以,信息分享方案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第五,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专门机构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因为这种机构本身就是中小金融机构。但这种专门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是否存在充分的竞争。如果缺乏竞争,这种专门的中小金融机构很可能成为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不仅不能对中小企业有太大帮助,还可能给国家造成新的“不良贷款”。而实现充分竞争的最佳途径就是向非国有中小金融机①关于“政策性负担”问题的深入探讨参见Lin,JustinYifuandTan,Guofu,1998。15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构开放市场。综上所述,只有建立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按照上述分析,这一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它应当向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开放市场。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竞争,使中小金融机构有动力去接近中小企业,并最终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其次,这一金融体系中可以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合作性金融机构,以充分利用中小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再次,国家可以建立一些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但决不能取代其他金融机构的作用。国家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和金融机构有动力维护自己的商业信誉。三从数量上说,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一批中小金融机构,但中小企业的融资仍然很困难。这说明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并没有很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国家长期不重视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并且多数时候不允许其存在,这就很难形成一个健全的中小金融机构监督机制。金融业由于在资金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特别高,监督不严造成问题丛生。当政府放手让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时,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质量经常比大型金融机构还要差。这与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缺乏完善的法规制度和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小金融机构就不能很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其二,中小金融机构还没有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由于国家对市场进入的严格限制及传统上经营范围条块划分的残余,即使是中小金融机构也在当地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垄断力量。这就使中小金融机构失去了改进经营的压力和动力,再加上各级政府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上的不恰当干预,使得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混乱,不能很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其三,贷款市场的高度垄断。迄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占有70%以上的市场份额(于良春、鞠源,1999)。银行业的高度垄断减少了中小金融机构能够获得的金融资源,限制了它们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而大银行又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这就必然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现象。只有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加强监督力度,逐步解决贷款市场的垄断问题,允许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同时采取措施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进行彻底改造促其转换经营机制,才有可能真正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上述过程的顺利实现呢?我们认为,多数问题都与计划经济时期所实行的“赶超”战略及其后果有关。首先,银行业的高度垄断是“赶超”战略的一个直接后果。50年代,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国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前文已经指出,重工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符合我国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许多企业都只有在国家的扶持下才能生存。在金融领域国家的扶持政策就是垄断一切金融资源,并通过计划将它配置到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为了实现金融资源的计划配置,在金融体制上的安排就是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林毅夫、蔡、李周,1999,第二章)。其次,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促使国家推迟金融改革,而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都与“赶超”战略及其后果有关。虽然国家早就放弃了“赶超”战略,但“赶超”战略所造成的一些后果的影响是长期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赶超”战略的长期执行在我国经济中造就了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一些产业虽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不具备“自生能力”,却由于国家的战略需要而存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就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另外,由于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行业的发展就受到限制。但是,资本密集行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就业,大量国有企业只好超出16 2001年第1期其需要去安排职工就业,进而又要为职工提供养老、医疗等福利。我们说这些国有企业承担了社会性政策负担。政策性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经营失败的“责任归属”变得模糊(Lin,JustinYifuandTan,Guofu,1998)。这就增加了企业经理人员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造成企业亏损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亏损的责任变得不明确,国家只好从各个方面扶持国有企业,包括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实行“拨改贷”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这种扶持能否继续就要看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继续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又成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政策性贷款可能直接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负担同样增加了银行经理人员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从而加速不良贷款的累积。现在,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不能得到新增存款,它的经营就会出现困难。这也要求国家继续通过大型国有银行对金融资源实行控制。因此,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不积极,缺乏完整的规划和制度建设。在大环境较为宽松时可能出现一批中小金融机构,一旦发生问题,国家就以一刀切的方式给予清理。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中小金融体系就很难建立和完善了。最后,“赶超”战略和长期的计划经济还使人们产生对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偏见。基于这种偏见,人们对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的结果产生怀疑。偏见之一就是认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大量产生可能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中小金融机构发生的诸多问题又似乎印证了这一怀疑。对中小金融机构的这种偏见也是阻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四按照上面的讨论,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首先必须解决“赶超”战略的一些遗留问题。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又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而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起源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所以,目前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为国有企业解脱政策性负担的束缚。对于战略性政策负担,如果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确实为国家的安全所需要,而这些企业又不能和外国资本合资经营,为使这些企业得以生存就只能采取财政支持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再由国有银行去扶持。因为,如果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它们就注定要亏损,那么,无论由谁来支持,亏损最终还是要落在财政头上。这样,与其干扰银行的商业化经营,不如为银行解脱负担,促进银行的正常发展。对于那些不再与国家安全直接有关的企业,则需采取让企业转业转产、与外国企业合资或到境外上市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改造,使其取得自生能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0a)。对于社会性政策负担,则应全部从国有企业剥离。为此应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原先由国有企业保障的就业、医疗、养老等项目交由社会保障机构管理。实际上,为解决就业问题,最佳的途径又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所以,国有大企业的问题与中小企业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解决了国有企业问题后,国有银行就不再有理由创造新的不良资产。只要我们采取措施妥善处理国有银行现存不良资产,银行改革从而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就不再存在任何障碍。这其中就包括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不仅如此,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必须成为全部金融改革的指导方针。既然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来推动的,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又以大量中小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为前提,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就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林毅夫,1999;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0b)。金融风险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二是金融机构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在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大型金融机构的确优于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庞大,它就有可能将其资产配置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这样,市场风险就被分散化了。中小金融机构17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的资产相对较少,经营活动只好相对集中,这就限制了它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将中小金融机构与同处一地的大型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相对比则未必能够得出上述结论。所以,大型金融机构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较强,实际上是因为它用其庞大的资产中的一部分为另一部分保了险。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一个社会的保险机制,它们在抵御市场风险方面的能力就未必比大型金融机构差。即使没有这种保险机制,我们也应看到,恰恰由于中小金融机构是一种地方性金融机构,其经营失败对经济总体的影响要比大型金融机构小得多。所以,从社会的角度讲,中小金融机构的地方性反而成为优点。在道德风险方面,我们更难说大型金融机构会优于中小金融机构。大型金融机构规模庞大,其经营失败对社会的影响大,这就使得其经理人员相信国家不会听任其倒闭,即使这个金融机构不是国有的。其结果是增加了大型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经被一些研究所证明。比如,Boyd和Certler(1993)指出,美国的大型银行的确比小银行发放了更多的高风险贷款,并由此造成大量损失。此外,多数美国大银行自有资本与资产的比例也小于小银行。Mishikin(1999)对美国银行合并结果的分析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担忧。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改革以及观念转变必须同时进行。这样才能消除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所有障碍。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上文所指出的方式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了。这些措施包括:(1)对非国有金融机构开放市场,以增加金融体系中竞争的程度。(2)完善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制度和监督体系,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督促它们改善自己的经营。(3)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机制转换,其目的在于消除政府干预,促使金融机构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五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文章的核心思想包括:第一,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第二,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方案是不可行的。惟一的方法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第三,为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必须清除一些主要的障碍,包括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经营困难。第四,理想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应该由商业性中小银行和合作性贷款金融机构组成。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第五,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市场应该是充分竞争的。第六,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参考文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2000a:《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2000b:《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0006。林毅夫、蔡、李周,1999:《中国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林毅夫,2000:《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载《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于良春、鞠源,1999:《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研究》第8期。Banerjee,A.V.,Besley,T.,Guinnane,T.W.,1994,“TheNeighbor'sKeeper:TheDesignofaCreditCooperativewithTheoryandaTest”,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9.Boyd,J.H.,Gertler,M.,1993,“USCommercialBanking:Trends,Cycles,andPolicy”,NBERMacroeconomicsAnnual.Lin,JustinYifuandTan,Guofu,1998,“PolicyBurdens,Accountability,and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2.(下转第53页)18 2001年第1期治理间的关系。对董事会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表明,董事会的类型结构与职能分工结构具有较强的重要性。另外,董事会规模较小,可能较有利于公司治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参考文献布莱尔,M,1995:《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方晓霞,1999:《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费方域,1996:《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上海经济研究》第5期。哈特,1995:《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林毅夫、蔡、李周,1997:《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孙永祥,2000:《公司外部董事制度研究》,《证券市场导报》第3期。杨瑞龙,1997:《论国有经济中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管理世界》第1期。张维迎,1995:《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4期。张维迎,1996a:《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载《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维迎,1996b:《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第9期。张维迎,1998:《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经济研究》第7期。Boycko,M,Shleifer,A.andVishney,R,1994,VoucherPrivatization,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5,249—266.Estrin,S.andRosevear,A,1999,EnterpisePerformanceandCorporateGovernanceinUkraine,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7,442—458.Gordon,L.andPound,J,1997,GovernanceMatters:AnEmpirical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orporateGovernanceandPerform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Jensen,M,1986,AgencyCostsofFreeCashFlow,CorporateFinance,andTakeover,AmericanEconomicReview,76,323—329.Jensen,M,1993,TheMordernIndustrialRevolution,Exit,andtheFailureofInternalControlSystems,JournalofFinance,48,831—880.Tricker,R,1994,InternationalCorporateGovernance,PrenticeHall.Yermack,D,1996,HighMarketValuationofCompanieswithASmallBoardofDirecto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40,185—211.(责任编辑:宏亮)(校对:凌)(上接第18页)Meyer,LaurenceH.,1998,“ThePresentandFutureRolesofBanksinSmallBusinessFinance”,JournalofBanking&Finance22.Mishikin,FredericS.,1999,“FinancialConsolidation:DangersandOpportunities”,JournalofBanking&Finance23.Peek,J.,Rosengren,E.S.,1996,“SmallBusinessCreditAvailability:HowImportantIsSizeofLender?”In:Saunders,A.,Walter,I.(Eds.),UniversalBanking:FinancialSystemDesignReconsidered,Irwin,Chicago,IL,pp.628-655.Stiglitz,JosephE.andWeiss,Andrew,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trahan,P.E.,Weston,J.P.,1996,“SmallBusinessLendingandBankConsolidation:IsThereCauseforConcern?”WorkingPaper,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NewYork(March).(责任编辑:晓喻)(校对:晓鸥)53 AbstractsofKeyPapersinEnglishTheOwnershipChangeandtheEconomicGrowthandUpgradingofFactorsEfficiencyLiuWei&LiShaorongTheimportantcharacteristicofthetransformationofChineseeconomicsystemisthattherationofstate-ownedeconomydescendssincetheeconomicreform.ItisembodiedinChina'seconomicgrowthwhichdisplaysboththeincreaseintheratioofGDPandtherateofgrowth.Itismanifestedinthee-quilibriumofgrowth,i.e.thenonstate-ownedeconomyisboundbythemarketmorethanthestate-ownedone,andthereforeitreducestheeffectofgovernmentalintervention.Itisrepresentedinfactorefficiency,i.e.theefficiencyofsociallaborandcapitalwillincreaseastheratioofnonstate-ownede-conomyincreases,itwillespeciallyenhancetheefficiencyofcapital.PromotingtheGrowthofMediumandSmall-sizedEnterprisesthroughtheDevelopmentofMediumandSmall-sizedFinancialInstitutionsJustinYifuLin&YongjunLiThispaperattemptstoexaminewhyChina'smediumandsmall-sizedenterprises(MSEs)cannotob-tainadequatefinancialservicesandtoproposeremediesforthesituation.ThepaperfirstanalyzestheimportanceofMSEsin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Thelabor-intensiveMSEisthemostdynamicelementinChina'senterprisesystemduetothelabor-abundantandcapital-scarcenatureofendowmentstructureatthecurrentstage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However,duringtheplanningecono-myperiodthatfollowedthe“leap-forward”strategy,thegovernmentestablishedhighlyconcentratedbigbanks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capital-intensivelargeenterprises,whichwereinconsistentwiththecomparativeadvantageofChineseeconomyandarenon-viableinamarketsystem.Large-sizedfinancialinstitutionsareinherentlynotsuitableforprovidingfinancialservicestoMSEs.Therefore,China'sMSEsareunderservedfinancially.Thepaperarguesthatthecostsandefficiencyofprovidingfinancialservicestodifferentsizesofenterprisesaredifferent,dependingonthestructureoffinancialsystem.Thepaperconcludesthatthedevelopmentofmediumandsmall-sizedfinancialinstitutionsisthewaytoovercomethedifficultyinprovidingfinancialservicestoChina'sMSEs.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