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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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与人文关怀（徐 斌） (2008-07-1110:50:56)转载标签： 宗教 玄学 名教 士人 嵇康 中国分类： 兰亭学    说到玄学，尤其是谈到它的社会影响，历来往往将之与“清谈”和“清谈误国”划上等号。这在一个以传统道德为立国之本的价值体系中，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定论。但我认为，玄谈者的“谈尚玄远”、“不拘礼法”，内含着严肃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他们创立的玄学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其与“误国”无干。至于西晋的士无特操，大厦倾颓，那是别有原故，更归罪不到玄学的头上。    本文论玄学，限于其早期阶

2、段，即正始玄谈，主要包括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人的言与行。玄学进入西晋、东晋之后，因时代不同、士人心态不同而发生畸变，其社会和人文意义则应另当别论。一    自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统治者结束了兼纳百家、“因势立教”的传统，使儒家思想经学化。一种思想一旦成了“经”，就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和守旧性，学术思想因此导入日益烦琐、教条甚至荒诞的歧途。“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思想的生机全然泯灭。然而，统治思想中还有更致命的病灶：“名教之治”。名教的本意是将儒家伦理范畴作为选官标准，以此达到引导百姓、化育天下的目标。出

3、乎推行者意外的是，道德教义的体制化非但没有按设计的轨道运行，反因其与升官发财的直接联系，很快沦为攫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尤其东汉中叶之后，社会上卷起欺世盗名的狂潮，“窃名伪服”、“刻情修容”之辈层出不穷，以至于形成这样的时论：“处士纯盗虚名”，以道德教化为宗旨的名教之治演化为扭曲和毁灭道德良心的力量。其直接后果是做为王朝统治基础的官吏阶层低能化、虚伪化和腐败化。名教内在的所有弊端在汉末总爆发，君臣失序，外戚、宦官交替干政，互相争权，宫廷内外血雨腥风，东汉王朝无可救药了。    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名教之冶崩溃的一部分良心未泯的

4、士族知识分子，心灵受到极大震荡。他们原本也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传人，遵奉维护朝纲的价值准则。但现实的危机使原价值准则失去了说服力、凝聚力乃至约束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发生怀疑、进行反思，继而开始了价值转换过程。汉末魏晋之际的新思潮呼之欲出。这个转换，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为社会关怀。社会关怀本是士人的天职，以匡主济民为己任。但是汉末的情况有了变化，“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士人与政权疏离，有了自己的独立性，以一种批评的姿态对待朝廷，并逐步形成了

5、士人群体，结果是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悲惨的结局使他们的反思愈加走向自然，走向玄远，走向自我。第二个层面为人格关怀。面对四处泛滥的虚伪之风，士人们不再推崇装模作样的忠孝节义，转而讲求德才兼备的精神气质和率真自然的行为方式。认为，人的品格如何，不在于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取决于内在的精神气质之高低。所以，汉未清谈品鉴人物，于独立的个性精神情有独钟，重风姿仪容，重精神气质。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就有“风格秀整，高自标持”的美誉。当时还有“高名之士必有异行”之说，仰慕个性解放，气质独特。史载仲长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

6、，每列辟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第三个层面为思想关怀。这是在社会关怀和人格关怀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治国之道和精神寄托。首先是挣脱“独尊儒术”的束缚，创造了“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的多元并存局面，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大儒马融，杂取老庄；崔寔著《政论》，倡法术，主权变；郭太长于论人之才性，深通名家思想。集大成者乃汉末思想家仲长统，所撰《昌言》，兼容儒、法、名、道于一炉，受老庄“自然无为”思想影响十分明显。这一倾向相当契合士人心态，遂逐步演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在中国历史上一段难得的多元并

7、存、百家争鸣时期得到了延伸与深化，“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2]时局的变化使士人的社会关怀投注于重整河山的实践中。“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可知曹氏集团开国方针的制定，有着士人的积极参预。就政治实践而言，最对症的良药是名理学：徐干的《中论》对此论述甚详：重才智轻操守的取士标准，严赏罚张君权的法治原则，鄙虚声贵形检的求实态度。这正把名教秩序打了个颠倒。曹操据此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使天下政风为之一变。在坚持汉末士人不拘礼法，讲求德才兼备，气质独特的基础上，

8、人格关怀增添了眷恋人生、珍爱生命的新内容。千古感人不绝的建安文学和建安风骨便是这种感受和追求的结晶。其代表人物孔融、曹植、王粲的道德文章，集中体现了理想人格的两大准则：真与善。思想关怀的主题与社会关怀紧密相关又更具学术性和思辨性。名理家刘邵的《人物志》是汉末以来名理思想的登峰之作。他认为情性即精神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