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董子仲舒之信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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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董子仲舒之信的论文下敬启：　　杂志编辑约学生向心仪之伟人写信，我立刻念及先生。　　近些年来，学生研究华夏治理秩序史，最近又为先生之“天人三策”作义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先生实乃孔子之后儒家历史上最为杰出之人物；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创制立法者。　　我这样说，周围一般学者甚至儒门同道，皆有不解之色。先生自己恐怕也有点惊讶，毕竟，先生构想之制度是在身后才显现出来的。在此，学生愿将这一制度发生过程向先生略作汇报，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曾从先生问学之太史公司马迁于《儒林列传》中说先生“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

2、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此处记载过于简略，学生始终好奇一个问题：先生三年不窥园，所深思者何？反复阅读先生“天人三策”，学生有一大胆推测：先生研精覃思之问题是如何去秦制，驯化秦制之专制皇权。　　其实，此系我儒门在孔子之后一以贯之的思考主题。　　过去百年，以启他人之蒙昧自诩的现代知识分子总是说，儒家思想、尤其是先生思想是要给秦制穿上一身漂亮外衣，而称先生为专制帮凶。这个谎言长期流传，影响深远。这些知识分子高谈“科学”，面对历史，却无丝毫科学精神，他们不读文献而忙于

3、以讹传讹。正是这些制造关于儒家、关于传统的现代谎言与迷信的知识分子，为二十世纪新秦制之登场，进行了一番全面而及时的清场工作。　　然则，如何去秦制？先生三年不窥园而苦思者，即为此问题吧？秦制之关键在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不承担任何责任之皇权，刑治之酷烈亦源于此。.对此，儒门先贤均有清楚认知，如秦博士淳于越针对这一点，当秦始皇面主张复封建，其意就在于分散皇权。汉初陆、贾二先生之核心诉求，也是皇帝所拥有之打天下式权力，也即军事性质的独裁权力。去秦制之关键在于约束皇权。然而，汉初事实已证明，皇权制下之封建，只能导致灾难，故复封建之路不通。陆、贾

4、二先生也没有在此之外提出有效方案。然则，有效地限制皇权方案何在？　　先生之贡献正在于此：找到了控制皇权之方案。这就是《春秋繁露·玉杯篇》所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此为先生思想之大纲乎？学生冒昧地将此概括为“天道治理观”，有时称之为“天道宪政主义”。先生对策武帝，正以此为立论之大纲领：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此为

5、先生身后两千年治理之哲学理据。由此，治理活动被置于天人之际。这一理念实极为古老，至少始于尧舜，贯穿三代，体现于政体安排中。唯在春秋后期至汉初，伴随着世俗化，此一传统在政体层面中断。然而，孔孟皆有明确的天道信仰，经由邹衍，此一信仰系统化，并进入经学，借助经学之传播而被社会广泛接受。先生之贡献在于，循乎此一思想、观念大势，将政体纳入天道中，特别突出了皇帝对于天之责任。　　然而，到二十世纪，诸多现代知识分子接受“科学主义”——其实他们对科学的运作机制从来都不了解——把先生思想归入“迷信”之列，因而低估先生思想之重大意义。这些知识分子不知道，秦制

6、之绝对皇权才是真正的迷信：对皇帝个人之意志、智力、欲望的迷信。先生之理念则推动治理之理性化：皇帝必须法天而治，必须探究客观的天道，以此立法、施政。尤其重要的是，皇帝本身并无此能力，唯有儒者凭借着五经之知识，有能力探究天道。由此，儒者得以进入政体，此为政治理性化之关键。　　又有人指控先生思想旨在确立“君权神授”，以维护皇权之绝对性。这是罔顾历史、文化脉络之妄谈：首先，天不是神，在中国历史中谈论君权神授属于概念的误用。其次，在西方语境中，所谓“君权神授”的含义也是复杂的。第三，更重要的是，秦制之皇帝自居于天，先生则明白告诉皇帝：你不是天，不过

7、天之子耳，当孝敬于天，顺服于天。由此，皇帝之威势被大大降低，被迫与儒家士人分享治理权。　　启蒙知识分子更没有看到，先生之理念打通了儒家士大夫进入政体之通道，从而为皇权设立了一个有形的控制力量。此即天人三策后两策之核心内容。第一策中先生力主更化，去秦制。秦制之支柱为文法吏，故第二策中，先生提出，兴办太学，以另行培养人才；变革秦代遗留下来的以官、以富选官之官吏遴选机制，而从基层遴选“吏民之贤者”。然而太学所教者何？何为贤者？至第三策，先生提出，废黜刑名、黄老，太学仅用六艺，举贤也集中于“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这些建议环环相扣，一举改造了秦

8、式政体：　　首先，儒家士大夫群体形成并成为社会治理主体。秦制之官吏为习刑名狱令之文法吏，他们没有价值、信念，对自己的事业也没有情感投入。文法吏只是皇权用以统治的技术工具，而缺乏政治主体意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