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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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

2、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

3、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

4、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

5、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　　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

6、，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　　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

7、、《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　　《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　　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

8、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闹之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反思。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　　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重视材料的收集。他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