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论文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论文.freel)?这是一个历史难题。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来自英国学者盖尔纳(ErnestGelhaer)，他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freelith)所做的界定，即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更广泛地涵盖了那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民族主义，以及那些更多关涉到文化与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现象。尽管如此，谁也无法提供一个全能的定义，将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涵盖在内。本文所探讨的“民族主义”是一

2、种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一种可以外化为特定行动的观念体系，具有如下内蕴：表达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和利益诉求的超乎寻常的关注、忠诚和热情；受到理性和情感因素(尤其是后者)的双重驱动；通常由社会精英引导并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常常选择、吸收、利用和再诠释了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也包括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调用)，以提供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使命以及未来走向等的特定表述。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过程中，大众媒介通常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作用于人们对自我与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的时空关系的感知和理解，大众媒介为民族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一技术基础和象征性资源。作为一种现代

3、意识形态，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晚清。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迫使一批体制内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当“华夏／文明”与“狄夷／蛮荒”的对立逐渐转变为“中国／落后”与“外国／先进”的对比，文化上的优越感逐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所取代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国家作为种群的政治屋顶的职能凸显。“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图强”观念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集体诉求，推进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当时实现这一诉求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的启航与民族意识的孕育始终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二者共同表呈为对现代民族和民

4、族国家的建设。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意，民族主义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因此，在本文中，民族主义并非简单的负面概念，或一般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实存。功能而非属性，是本文评价这一既存事实的根本着眼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脉络，同样与大众媒介有着密切关联。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以《清议报》为阵地，凭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使“民族主义”广为人知。此后很长时期内，大众媒介，包括报纸、电影、广播等，一直都是国内精英散播民族主义，促成其向普通民众的意识结构渗透和扩散的重要工具。然后，只有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传

5、媒改革全面开启，大众媒介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边界趋于明晰，开始自觉扮演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者而非昔日的信息介质的角色时，民族主义的符号化进程才正式起步。过去近二十年间，从“申奥”直播到“中美撞机事件”报道，从《北京人在纽约》热播到《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一股民族主义的话语潜流在中国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悄然涌动。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意识形态交汇、碰撞和斗争的重要场域，大众媒介参与了民族共同体的时间和空间经验的重构与再诠释，并通过对各种符号资源的甄选、排列、描绘、抽象化和制度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价值立场、观念信仰和利益诉求的民族主义话语。20世纪90年代初那场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在民族兴亡的叙事框架

6、下展开的媒介宣传活动，最先揭开了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序幕。此后十余年间，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活动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最初三年，即1990到1993年，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酝酿期。在这一阶段，媒介叙事多在中美对抗或对比的逻辑中展开，侧重揭示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阴暗面”，言辞较为温和、含蓄。之后三年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成长期。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话语同时活跃于官方媒介和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内，并向整个社会意识结构扩散。获得普遍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仍以理性、务实为要义，相对温和和审慎。这一局面在90年代中后期被迅速打破。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系列，包括《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

7、》、《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何以说不》等，构成了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分水岭：简单、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在媒介叙事中发声。此后五年间，中国目睹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活动的高潮。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具有两个相对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反西方”情绪开始渗透到媒介叙事中，与部分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合流；另一方面，自我确认的民族情绪开始在媒介叙事中生发蔓延，这尤其体现在有关“港澳回归”、“申奥”、“人世”等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