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金瓶梅》的脱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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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书”《金瓶梅》的脱敏之旅　　“《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是有风险的工作，是一门特殊性的学问，　　掌握不好就可能犯错。”　　“休道欢愉处，流光逐暮霞。”　　这是《金瓶梅》第27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回末诗。在这一回目当中，西门庆在翡翠轩花园欢愉，从早晨直到日色已西。　　这一回目，被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王汝梅称为“性爱小说的上乘篇章和经典回目”。为了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金瓶梅》的整理与出版历程，81岁的他将收藏的《金瓶梅》所有版本按出版时间顺序整齐地摆放在客厅书桌上。三大版本系统中，他直接促成并参与了“张

2、评本”和“崇祯本”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印行。　　“晚明社会比较开放，尤其文人不回避这个事，通过写性探讨人性，思考人生。”王汝梅说，回末诗隐喻着西门庆乐极生悲，终走向死亡。“乐而有节”，才是人生真谛。　　不过，这一回目也是现代整理校点本中被删节最多的一回。直到现在，《金瓶梅》也没有完全解禁。“高干版”　　《金瓶梅》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影印出版，源于毛泽东的谈话。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到：“《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侮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省委书记可以看看。”10　　同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

3、名义，影印此书。在省部级干部中发行。　　《金瓶梅》有三大版本系统。其中，《新刻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是最早刻本，问世于明朝万历年间，亦称万历本，无评语，无插图。　　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因内含200多幅明代木刻版（雕刻木版印制）插图，被称为绣像本（亦称崇祯本）。　　清康熙年间，徐州青年小说理论家张竹坡以崇祯本为底本，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评语和批注，著成《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被称为张评本。　　1931年，北平琉璃厂一家古书铺搜购到一套十卷本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经鉴定是《金瓶梅》迄今发现的最早刻本。北平图书

4、馆出价950银元将其买下，即“北图购藏本”。1933年，藏书家马廉出面集资登记，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缩版影印了104部《新刻金瓶梅词话》，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手一部。解放前，“北图购藏本”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就成为留在大陆的《金瓶梅》最早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此为底本，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照原版影印了1000部，线装书订装，定价40元。整部共两函（书套），21册，第1册为另配的崇祯本的200幅木刻图，后20册为词话本正文。全书保留了底本全部文字，共79.2万字，只对一些显著错误和墨

5、迹做了修版。出版说明写道：本书影印的目的，在供古典小说研究者参考。10　　《金瓶梅词话》的发行对象限定为副部长、省委副书记以上，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知名正教授等文化界名人。所有购书者名字均登记在册，并且编号。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秦顺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印行后，送呈了多位高级领导人。“毛主席肯定是送了，因为毛主席不就看线装书嘛，康生他们都有。”　　秦顺新记得，与他住在一个大院里的魏巍和杜峰等几位部队作家曾托他帮忙买这部书。他专门雇了一辆三轮车，在总编室登记编号后，把书拉了回去。　　据王汝梅所知，当时

6、吉林省只有两个人得到了这部书，一位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军军歌》的作者张松如（公木），一位是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　　后来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60年代进入该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当时存放在位于东单无量大人胡同（即现在的红星胡同）的书库里。作为一般编辑，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购买。　　“文革”开始后，风声鹤唳。陈赓和其他几位高级干部退回了《金瓶梅词话》。10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刘文忠是1973年进入该社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年代，《金瓶梅词话》

7、线装书放在出版社北边的一家内部书店出售，后来不再放在书店出售，购书要凭借所在单位（大学以上）党委部门的介绍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放的书证，由社长签字后，发行部门从位于北京东中街42号半地下室的内部书库把书提回出版社，登记编号，购书人才能将书提走。　　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重印，定价2000元。这时起，出版社编审以上人员才可以购买，杜维沫得以第一次看到了《金瓶梅词话》。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申请加印。　　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全本的线装影印本控制发行，

8、购买人必须副高职称以上，持单位介绍信，证明是学术目的，不向海外出售，由社长一支笔来批。　　2013年，该版本已经断供多年，周绚隆再次申请加印1500套。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连同以往的批文一同上报，获得批准。这时，定价涨到了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