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网络监督 推进网络反腐

《规范网络监督 推进网络反腐》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规范网络监督推进网络反腐2011年08月01日10:40中国新闻网字号：T

2、T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信息化时代网民规模的不断增大和民众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推动着网络监督的发展。而其安全、快捷的特点和优越性，以及十六大以来所形成的反腐高压态势和良好环境，使网络监督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网络形成体制外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但同时网络反腐也面临着法律规范上的诸多缺失，严

3、重制约着网络反腐效能的良好发挥。因此，应从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反腐倡廉空间；增强主流网络媒体的建设，提高舆论监督合力；严格网络行业自律，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效引导舆论四个维度来进一步规范网络监督，推进网络反腐。从而把民间反腐力量更好地纳入到整个反腐资源配置的序列之中，形成政府和社会有机互动的良好局面，使网络反腐迈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当前，网络反腐正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属于自己的春天。它以惊涛拍岸之势，对传统的反腐格局形成了巨大推动和冲击。从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到南京市某区的房管局局长，从公款出

4、游的官员到公款消费的村主任，每一次揭露都在网上引发了强烈的舆论浪潮，网络监督掀起了网上反腐和问责的洪流。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进行了网上调查。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网络不是洪水猛兽，不要谈网色变；网络是反腐的强弩利剑，但要加以规范完善督导利用。　　网络监督成反腐重要途径的必然性　　信息化时代网民规模的不断增大和民众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推动着网络监督的发展。而网络监督安全、快捷的特点和优

5、越性，以及十六大以来所形成的反腐高压态势和良好环境，使网络监督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　　1、网民规模的不断增大为网络监督提供了主体要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1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我国成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这些借助于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根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规模不断增大的网民群体，为网络监督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主体要素。　　2、民众公民意识和“仇腐情结”的不断增强为

6、网络监督提供了内在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志愿精神，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心中存在着强烈的“仇腐情结”，因而当其他沟通、宣泄渠道不够通畅时，方便快捷的“网络监督”与“网络反腐”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择，从而为网络监督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3、网络监督的安全、快捷是其成为反腐倡廉重要途径的关键因素　　网络监督之所以得人心，关键在于网络监督的安全和快捷。一是网络监督方便快捷。传统的举报监督形式，程序复

7、杂，成本较高，反馈缓慢；但网络传播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操作便捷等优势，为公民提供了自由、即时、充分的意见表达空间，使网络监督变得迅速及时。而且，网络特有的互动性，使举报受理机关可通过网络直接与举报者交流互动，有效提高信息反馈速。二是网络监督安全隐蔽。传统的举报监督，举报人身份容易暴露，使举报人心存顾虑，担心遭到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或带来其他负面影响，导致群众不愿监督、不敢监督。而网络匿名、隐蔽的特性大大降低了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保护了举报人的权益，规避了举报风险，使举报人通过网络举报监督能够畅所欲言，极大地激

8、发和调动了广大网民参与监督的热情和积极性，增强了网民参与反腐的勇气。　　4、有利于反腐倡廉大环境的形成为网络监督成为反腐倡廉重要途径提供了重要条件　　我国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党的十六大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把反腐败上升到了党建的高度；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

9、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还提出“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两个“加大”的举措。反腐败之剑高悬，一批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被严厉惩处。2010年，中央和有关部门陆续出台若干规定，对新形势下产生的各种“隐性腐败”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