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文说综述陆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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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右文说”研究的综述(汉语言文字学陆东辉20130318)摘要:“右文说”简单的说就是声符表意的学说,是我国宋代学者对汉字形声字“声中兼义”现象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个学说。“右文说”产生于宋代,但此后数百年发展缓慢,至清代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黄承吉、陈澧,近代、沈兼士、刘又辛等人对“右文说”才有了进一步阐发,并把“右文说”应用于训诂学上,近几十年来,右文说研究取得多方面的进步,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试图对过去对“右文说”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概括,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归纳,并对未来的右文说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关键词:右文说;研究状况;展望“右文说”,是训诂学上一种主张从声符推求字义

2、的学说,由宋人王圣美首倡。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有云:“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类也。”这种学说认为,形声字中义符表示了一般事类范围,而声符有时不只是示声音,相同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往往具有共同意义,这一意义由声符赋予。例如上引的一段说明,“浅”、“钱”、“残”、“贱”等字皆以“戋”为声符,而“戋”又有细小之意,因此“浅”、“钱”、“残”、“贱”四字都有细小之意。又因为声符大多居于字的右侧,所以人们

3、称这一学说为“右文说”。“右文说”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有历史依据的,右文说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说文解字》,许慎在分析文字的构成时提出了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亦声字”都是声符既表声音又表意义的。比如说,“娶”,从女从取,取亦声;“懈”,从心从解,解亦声。学界在研究许慎时,往往明确了他在归纳字的部类时的不自觉性,所以仅仅将《说文》做为右文说的发端而已。到了东晋,杨泉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艺文类聚·人部》引杨泉《物理论》曰:“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杨泉首次把三个声符相同的形声字并列在一起,探讨其意义的来源。三字都从臣又声,“

4、臣又”《说文》训坚,为“贤”的初文。坚,意符从“土”,谓土之坚硬,引申为其它物件之坚固。紧,意符为系,其本义《说文》曰“急也,”急义,坚义相通,故也有“坚实”义。贤,从贝,本指多财,引申而指多才能,多贤德之人。三字都有“坚固,优秀”的意义,均源于声符“臣又”之本义。可以说是比许慎的认识更进一步了。许慎还只是在单个文字的分析中注意到了声符表义,而杨泉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同一个声符在不同的文字中表达了相同的意义。他提出的三个字已是现代文字学家所认同的同源字了,但他没有更进一步地上升到理论概括的层面。比王圣美稍早的王安石却把这一汉字中客观存在的规律引入了歧途,这也正是后世学者把“右文说”斥为邪说

5、的根源所在。王安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右文”的概念,但他在《字说》中却把所有的合体汉字都解以形声字,把所有的声符都赋予意义,一切形声字均以会意字说解。如波,为水之皮;滑,为水之骨,分贝为贫,同田为富;松为木之公,柏为木之伯,故松柏为百木之长。这些解释其实是违背了造字的客观规律的。  在文献中,真正被赋予学术意义的形声字“右文”研究,肇始于宋代的王子韶。王子韶的著作《字解》同王安石的《字说》交相辉映,是宋代以重新审视声符在形声字系统中作用为目的的重要作品。但由于王安石权倾一时,王子韶使能将《字解》存放于自己的家中,不予流传。一直到沈括的《梦溪笔谈》面试,这种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同时也

6、表义的分析观点才得以系统揭示:“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这个学说是“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比较清楚的一种观点。王子韶的文字研究使用归纳排比的方法,在同一声符的一组形声字之中寻求其意义的相似之处。他在总结后归纳出了“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认为形声字的形符声符各有系统。这里,我们且不说他的“右文说”理论是否科学,就他提出的这种“形符声符各有系统”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就是十分进步的。  王氏的学说在很大程

7、度上启发了后来学者,使得“右文说”滥觞为一个专门的学派。纵看右文说的发展,在宋末和清代的时候曾出现了两个高潮。早期的右文说发展以宋末戴侗《六书故》为代表,他从形声字的声符着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形声字的产生途径进行了各种不同情况的划分。在《六书故》中,谐音字都是借形标音,以音表义,戴侗认为以往学者对于“醺、疠、魇”等13个字之所以掩盖其本义,就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些字的产生和分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些字的根本意义在于他们的声符,即“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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