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翻译了解世界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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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知识　　由于当时的世界政治环境，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欧美当代作品鲜有介绍，不过作为供文艺界内部参考，曾经出过一批“黄皮书”，而这些书是当时十分敬业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者通过对西方当代文学的跟踪调研，经与外国文学专家研究选出了当时西方有代表性作者的代表作翻译过来，因封面为简单的黄色故称为“黄皮书”，这之中就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贝克特的《等待哥多》以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其中一些书在八、九十年代均获正式出版。　　“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

2、迎来了新的春天。因“文革”停下的“三套丛书”工程重新启动，许多“名著”的翻译工作继续进行，同时翻译界又开始填补外国文学介绍中的空白（如东方文学的介绍），过去一些转译的作品由专家们从原文重译。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一些有代表性或有认识价值的当代畅销书也开始翻译介绍过来，并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战争风云》，就一版再版（最初也是内部发行）。八十年代中期，20世纪外国文学名作开始被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20世纪文坛上影响大的优秀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使读者通过作品了

3、解一些20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劳伦斯、毛姆、康拉德、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托马斯•曼、加缪、莫拉维亚等等20世纪名家的佳作逐步问世。从80年代中期，尤其到了90年代，更多的现当代外国名著和现代主义各流派如象征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中的代表作也先后译介过来。读者们也逐渐熟悉了萨特、辛格、贝娄、契弗、莫瑞森、纳博科夫、马尔科斯、杜拉斯、昆德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博尔赫斯等各国名作家。现当代优秀作品和有代表性作品的

4、译介确实使中国读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更广泛的认识了世界，对西方现代主义也有了了，当代外国作家的艺术风格对中国作家也有可借鉴之处。也是在90年代初，两部被称为西方20世纪初文学经典巨作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相继给翻介过来（其中《尤利西斯》有两个译本，一个译本译者是研究乔伊斯的著名学者金隄教授，一本译本译者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文洁若夫妇），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海外有些媒体也刊登了有关报道。　　到了21世纪，外国文学工作者们对外国当代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外国优秀作品的译介更及时，而选题的确定、

5、版权的购买、翻译组稿、编辑加工以及出版，都更强调时效性，这就要求学者、译者、编者之间协调配合。可喜的是，在上述人员共同努力下，从本世纪初面世的那套“廿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除了作品的译介，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也受到重视。应着重提及的是陈燊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这套书精选了当代欧美各国“有代表性、有影响、有学术价值的各流派论著”，译者多是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且许多是年轻专家。这套书的翻译对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6、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

7、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工作。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

8、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