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电击-麦格雷戈管理理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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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管理学的教材中，很少有人能像麦格雷戈那样得到如此广泛的引用，不论中外，没有引用麦氏“X&Y”理论的管理学教材几乎看不到。但同时，也很少有人像麦格雷戈那样受到广泛的误解甚至曲解的。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刚刚在中国走红，麦氏的著作尚未翻译过来，但X&Y理论已经进入了讲义，走上了课堂。不过，讲授者多数把X理论等同于“性恶论”，把Y理论等同于“性善论”，甚至把泰罗等同于韩非，把麦氏等同于孟子。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解读，使麦格雷戈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也更容易被扭曲。至于这一理论的出处，当时大陆把麦氏的书和文章题目翻译为《企业的人事方面》。中国人一说“人

2、事”对应的英语，往往想到的是staff，顶多想到personnel，如果没有读过麦格雷戈的原著，很少有人把它和human联系起来。翻译中“人事方面”和“人性面”的差异，很容易使人把Y理论当作一种技巧，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思想。这种语义上的误解内行一看便知。至今，在一些汉语管理书籍上还有这一译名的遗迹。而且，当时更多的人不是把麦格雷戈的思想看作是管理理念的发展，而是看作对以往管理方式的两分法归纳。他们引用麦格雷戈，不是痴迷于其思想的前瞻和深邃，而是解读为理论的简单和明瞭——当然，麦氏本人也确实有把管理学简单化之嫌。不过，如果只是看重麦氏思想的简单化一面

3、，未免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种误解和曲解，不完全是学界的错，麦氏本人也难逃其咎。说起来，他的X&Y理论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少漏洞。他的讲演和文章，确实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这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麦氏不是企业家，一辈子基本上是在大学任教，然而，同其他大学教师相比，他的“产出”数量少得出奇。管理学界一生只有一本书的人确实不少，但这些人往往本身是企业家或经理人，写书只是捎带。像麦格雷戈这样终生任教却著述甚少的现代大学教授，是一个异数。 麦格雷戈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恐怕和他的不自信相关。据沃伦·本尼斯（WarrenG.Bennis）回忆，当年刚刚走上讲台的麦格雷戈，

4、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习惯，总是将手放在口袋里，把兜里的硬币和钥匙弄得叮当作响。麦格雷戈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讲课时总是将脚踩在讲桌上，而不是地板上。当他向老教师请教讲课方法时，就有人要求他克服这些毛病。但是，麦氏只是不再把手插在口袋里，而踩讲桌的嗜好，一直没有被纠正过来。哪怕是后来因为踩讲桌导致了学生的反感，他依然如故，直到学生适应了他的这种嗜好为止。这很值得心理学家玩味，甚至可以作为心理分析案例。不管给这种嗜好有多少种解释，但毫无疑问反映了他的不自信。包括他那张拿着烟斗的“标准像”，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只有借助道具才能进入角色的心态表现。所以，他

5、的著作中“或许”式的判断比较多，对显而易见的反证往往忽略，几乎没有自我质疑，而是用“坚信”替代论证。但是，他极为敏锐，涉猎极广，关注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同那种死守一个狭隘疆域深钻下去的学者格格不入。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员工在他去世后作出的决议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从音乐到园艺、从分享笑话到重组公司、从印度的教育体系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无不牵引着他的思维。而对于所有的兴趣，他都不只甘心充当观众；他永远都是一名积极的参与者。”所以，后人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对未来的憧憬，对社会的期望，还有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描述，以及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

6、距比照。但是，他的著作却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缺乏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滴水不漏的推理。一句话，麦格雷戈是智者，不是学究。他闪露出的是思想火花，而不是构建一个没有缝隙的学说体系。他有一种必须说出自己洞见的强烈欲望，却没有把这种洞见公式化的学术偏好。 麦格雷戈在他的研究中敏锐地看到，以往的管理学，已经患上了某种疾病，病根在人性假设上。在他眼里，这种管理病几乎相当于人类的心脏病，具有决定生死的性质。所以，他试图用他的思想电击，使管理学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但是，管理学是不是已经到了非电击就不能起死回生的地步，他并未给出确切的证明。对麦氏理论的批评，多半同对

7、这种管理病情的诊断有关。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指出，管理学其实没有达到麦氏危言耸听的地步，顶多就是心脏肥大一点，冠状动脉出现了一点硬化，血流有些不畅，或者血脂偏高一点，电击反而有可能效果不好，或者根本用不上电击，等等。不管这些批评多么有理，都无法否定麦氏理论的警示作用。正如中国历史上的魏徵，给李世民一提意见就把他比作商纣王隋炀帝，惹得老头生气。人们也都清楚，唐太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差劲。但是，正是这种严厉的批评，保持了唐朝的兴盛。麦格雷戈对于管理学的贡献，正如魏徵对于贞观盛世的贡献。一味在麦氏的理论中挑刺，反而有可能会阻碍管理学的发展。 出于上述特点，我们

8、可以看出，麦格雷戈给管理学提供的，是如何恢复人类的创造性，而不是如何建立人类的规范性。他开启了一个管理学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