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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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到改制图新和科举仕进,催生出章句体、训诂体、义疏体、集注体等文本形态。进入二十世纪,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末代皇帝被推翻了,漫长的封建统治结束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亦被白话所取代,《论语》的注疏目标、方法、语体等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适和改进。　　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杨伯峻敏锐地发现时代的变化、制度的新生、语体的转变,传统学术无疑需要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嬗变和转型。从古籍整理及文化传承的高度,他以《论语译注》为切入口,实践着他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将“普及和提高”作为《论语译注》的著述目标,大胆探索,打破常规,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颖框架与图式。杨伯峻《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云“:在本书

3、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主体无疑是译文和注释,且主体中的注释部分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注释直接为翻译服务,决定着翻译的质量和水平。面对崭新的语体、语境,杨氏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的著述目标,突破两千多年的注疏传统,积极探索适应建国后译注体文本形态的注释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注疏特点。　　一　　杨伯峻《论语译注》自觉改进传统注释方法。　　经学文本不同于文学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态、文本内容、文本价值、诠释目的等方面不同的特点,决定其不同

4、的诠释手段和诠释方法。两千多年的经学诠释实践,铸造了经学文本独具个性的诠释方法。杨氏之注释在基本沿用传统注释方法时并不墨守僵化,能够自觉结合时代特点予以超越和突破。　　经内互证。杨氏对《论语》文本了然于心,注经时能够在经内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如《为政篇》第10章“视其所以,察其所由……”,注“所由”时云:“‘由’,‘由此行’的意思。《学而篇第一》的‘小大由之’,《雍也篇第六》的‘行不由径’,《泰伯篇第八》的‘民可使由之’的’由’都如此解。‘所由’是指所从由的道路,因此我用方式方法来译述。”又如《里仁篇》第26章“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注“数”时云:“密,屡屡。这里依上下文意译为‘烦琐’

5、。《颜渊篇第十二》说‘: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也正是这个道理。”再如《卫灵公篇》第28章“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注释“必察焉”时云“:《子路篇》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可以和这段话互相发明。”　　经内互证,不但可以在理解经义时举一反三,互相发明,还可以为更直接透彻地理解经义提供支撑与佐证,增强说服力和可信性。　　以经证经。杨氏在经内互证时,还大量运用以他经证本经的方法。

6、如《为政篇》第3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格”时云“:这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多,在这里有把它解为‘来’的,也有解为‘至’的,还有解为‘正’的,更有写作‘恪’,解为‘敬’的。这些不同的讲解都未必符合孔子原意。《礼记·缁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这话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注释《为政篇》第8章“色难”时曰“:这句话有两说,一说是儿子侍奉父母时的容色。《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

7、公文范文管理资料可以做这两个字的注脚。另一说是侍奉父母的容色,后汉的经学家包咸、马融都如此说。但是,若原意是如此的话,应该说为‘侍色为难’,不该简单地说为‘色难’,因之我不采取。”《里仁篇》第25章注释“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时曰“:《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乾·文言》说‘: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都可以作为‘德不孤’的解释。”以经证经,充分说明了儒家原典的相互关联,增强了经义的权威性。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