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如何影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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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库如何影响决策　　每逢大选前后，华盛顿K街上的大小智库愈发活跃。事实上，美国智库一直在为总统竞选活动提供政策参谋服务，在竞选结束以后，智库也会以“旋转门”形式参与政策制定。但是智库对于美国决策的影响绝不仅局限于此。那么，美国智库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带着这一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美国东西方研究所所长方大为。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若想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本土智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方大为：在美国大约有1800个智库，从外交、政治、医保到教育，任

2、何你能想到的领域，都会有智库在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智库在美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们可说是智力创新的实验室。他们不隶属于政府，也不受政府的赞助。因此，他们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贡献想法，不管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这些主意是忙碌的政府没时间琢磨的，而且在政府内部，出于各种纪律要求，你不能跳出来自由发表意见。　　但智库就没有这些顾虑，你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提出观点，检验观点，不同观点碰撞和论辩，最好的点子就浮现出来了。这个过程往往是公开进行的。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

3、金会，包括东西方研究所和其他很多智库，我们会将自己的想法置于公共空间，公众可以接触到我们发表的报告、文章和新闻简报，产生互动，让讨论持续发酵。　　独立于政府更利于智库从事实出发，用中国的话讲叫“实事求是”。这也是中美智库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的智库也很优秀，但大多由政府出资，而且是唯一的资助来源。有句谚语说，“谁出钱雇的小提琴手，就由谁来决定曲目”。我并不是说相关的研究有偏向，只是想强调独立利于尊重事实，不用担心结果牵涉某些利益。　　中国智库的学者提出了不少大胆的设想，在美国你也能看到很多极大胆的提议，有时和政府的立场相去甚

4、远。　　《财经国家周刊》：在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方面，东西方研究所有哪些突出贡献？　　方大为：举两个例子。2009年，东西方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团队，都是导弹技术领域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后，我们对他们说：“让我们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伊朗的导弹项目。我们且要看看，6名美国人和6名俄罗斯人，对伊朗导弹及核试验的威胁究竟是什么，能否达成一致。”　　认真研究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共识报告，以往在此类议题上美俄学者达成共识并不常见。报告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兑现。因此，布什政府部署在欧洲的导弹防御需要改变。

5、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政府当时的做法是错的。　　随后，我们主动将这份报告送达高层，不久后奥巴马总统就宣布了调整欧洲导弹防御的重大决定，事情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不是促成这一改变的唯一力量，但我们对相关政策的改变有所贡献。我们提供的科学和事实方面的信息，给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二个例子。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美俄高级团队，关注网络安全问题。研究重点是，双方如何能更好地交流，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代表东西方研究所提了个建议：把美俄减少核危机中心（NuclearRiskReductionCenter，NRRC）

6、的机制扩展到网络。这个机制原先是两国为了建立互信，使核军备透明化而设立的。双方信息公开，不用担心对方在做什么，避免因误会引发的负面影响。两年后，两国元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成为了首个提出此建议并获得采纳的智库。对此我感到欣慰，这些努力不仅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也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财经国家周刊》：传统上，智库招聘时往往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但似乎在1950年代后，硕士毕业生也进入了智库的视野。这是否反映了某种变化？　　方大为：首先我想说，我们东西方研究所是一个“思考和行动并举”的智库。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写报告让人们去读，然

7、后就随它去了。我们希望人们参与讨论，让政策制定者看到我们的成果，最终促成某些改变。所以我们是行动派，而不是出出书，拿些学术成就，我们希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我个人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公共政策，一个亚洲学，是在德州大学获得的。我的本科背景是国际关系。有趣的是，今天的东西方研究所大约有42名成员，而其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概也就两个人。当然，这不合常态，也不能印证什么趋势，但这是我们与其他智库的一个重要区别。恐怕全美没有哪所智库有如此少的博士研究员了。　　有博士学位当然很好，但博士从定义上讲是一个学术过程，目标是研究和出版，这并

8、不是我们所重视的。我们招募的研究员，不管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他们都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愿意为好的世界而行动。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现在是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总裁，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我带来的是在美国外交部门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在中国、俄罗斯和华盛顿往返穿梭。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加入智库，这也是其他同事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