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评介(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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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评介(选登)“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评介（选登）季卫东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部【摘要】继“外国法律文库”之后，我国法学界的一批青年学者又推出了一套翻译丛书：“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这套侧重法社会学与法理学的丛书的出版不仅使中国读者可以读到一批近二十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著，对于推进中国法学向纵深发展、乃至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镜和思路也必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中国的比较法学研究从中获益也是当然的。作为主编，季卫东博士为译丛各书分别撰写了一篇导引性的评介，这些评介文字建立在作者对各派学说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不仅有理

2、论上的深度，而且也照应到各派学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很有价值的评论作品。本刊征得季博士及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编委会同意，选出其中五篇在本刊先行刊出，并附登译丛总序以及第一批十种书目，以便读者了解丛书概况。该译丛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精印出版。INTRODUCTIONSTOTHECHINESETRANSLATIONSOFFIVEFOREIGNLAWWORKS总序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变化中的法律与社会》）法律变化的定量分析和预测（《法律的运作行为》）“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制度法论》）当事人在法院内外的地位和作用（《纠纷的解决和审判

3、制度》）追求效率的法理（《法理学问题》）“当代法学名著译丛”总序现代法制的建设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政治的力量，也有赖于学术的质量，因为无论是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把它抽象为普遍适用的规范，还是借鉴外国的成功方法以缩短摸索的过程或减少失误的代价，都需要能保证择优决策的见地，从而也就需要在法律、制度及其社会效果研究上的理论造诣。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法律学术的质量呢？主要途径不外乎三条：弘扬文化遗产、进行知识创新以及输入海外学说。而在中国，要实现法学的创造性发展，首先必须力大采撷世界上先进的研究成果，咀嚼其章句，玩味其技巧，消化其原理。众所周知，

4、中国法家的传统是“法无二解”、“以吏为师”，法解释的技术和法现象的学说因而不得昌明。尽管在两汉时代民间曾有过律学之盛，魏晋以降国家也设了律博士之制，但是，随着德治精神浸润整个社会，律学日渐式微。依法治国的制度构思，在宋朝中叶一度回光返照之后，便无以为继，终成绝响。从那时起直至近世，在中国士大夫的普遍心态以及传统学术的整体格局上，律学的地位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这与文艺复兴后西欧知识界崇尚法学的风气适成对照。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这种缺陷，要振兴中国的法律学术，不得不特别致力于移译和钻研西方典籍。外国法学名著的汉译，可以追溯到1839年。当时，

5、林则徐出于办理外交、周旋列强的需要，约请美国医生伯驾（PeterParker）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deVattel）的名著《万国律例》（LeDroitdesGens）的有关章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于1864年问世，该书以及此后其他若干法律译著的陆续出版，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法律知识在中国乃至日本的传播。但是，中国学者自身有意识地精选海外法学不朽之作翻译出版的努力，却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以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为典型。这时，邻邦日本早已后来居上，对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法

6、规和理论进行了较系统和研究，并据此确立了制度建设的方针措施。从1877年起，翻译和研读西方法律文献的热潮席卷东瀛列岛，不过十余年便有一批法律俊才脱颖而出。清末立宪期间修订法律馆编译的《法学名著》就包括了不少日本法学家的论述。沈家本为该书作序，其中对比中日两国研究西方法学的不同态度、不同结果，感慨万端，跃然纸上，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他那沉重的叹息声仍在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引发着我们的反省。值得欣喜的是，我国近年来，一大批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法学经典的颇有份量的出版物纷纷问世，透露出“春江水暖”的消息；由几位广受尊敬的前辈法学家指导

7、和推行的“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译工作，还显示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恢弘气象。为承继前贤鸿图，我们，一群分布在国内和海外的法律学徒也集结起来，愿为绵薄之力，推动沟通东西学术、接轨国际法制的时代大业。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下，我们创办了“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这套翻译丛书拟分为三辑：（1）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的主要著述，（2）有典型性的政法制度的精辟评介，以及（3）有实用性的法庭技术的学理研究。我们根据学术价值和现实需要、并兼顾与国内已有译著的互补性设定了本项目的选题基准，空间范围是西欧、北美和东亚的发达国家，时间范围是1970年以后

8、，质量范围是原著有广泛的影响和公认的重要性（基本上按照在学术文献中引用的频度来衡量），不拘泥于经典作品。有必要说明，之所以拿1970年作翻译对象的底线，是因为从那时起开始发生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大变动，西方各国的法律体系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