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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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近年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出土资料不断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三大发现，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与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董市场购

5、回的湖北楚简。这些重大发现，使海内外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学者为之振奋。尤其20世纪末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问世之后，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处於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频繁见诸报刊。然而，随著学者们对简帛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态度的日趋冷静，“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提法开始少见了。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现在已经到了予以重新审视、评价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除情绪的色彩，如何赋予科学的意义，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今后的研究必然产生影响

6、的问题。就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出土文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注意材料的局限性，以及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一、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可能性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左传》所记最后的年代（鲁哀公卒於有山氏，周贞定王二年，西元前467年）到《战国策》所记开始的年代（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周显王三十五年，西元前334年），由於文献的欠缺，历史记载出现了一段很大的空白，即从西元前467年到前334年，空白了约133年。从社会风俗看，这段时期变化很大，顾炎武曾

7、经提出过好几个现象加以论证，例如，到《左传》为止的时代，士大夫以上阶层在交往时都要赋诗，到了《战国策》以后的记载中找不到了。春秋时代“尊礼重信”，而到战国时代则绝不言，等等[①]。从思想史现象看，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不“仁义”并举，而孟子从不只单独谈“仁”。由於历史的巨变和转折，在思想史上，这绝不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130年，历史变迁引发的社会所有阶层的观念变迁，也一定会在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痕迹。由於材料的限制，顾炎武只能通过对比，论及他所注意到的一些现象，这130年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不能提供那个时代的实物资料，那就永远只

8、能停留於想像和推测，只有当出土文献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能将想像和推测化为真实的讨论。虽然对郭店楚简、上博馆藏楚简的下葬时代有争议，对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成书时代有争议，[②]但是，哪怕是同时抄写、同时出土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