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委：以权利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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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权利制约权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权利立法实践的发展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时明确提出的立法工作总体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石性平台。这一目标的提出，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实践及法治建设作出了明确的规划。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7件、行政法规699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1}。一个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

2、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由此，公民的各项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渠道获得更加平等的、普遍的制度保障。　　一、以法律保障权利：“快速立法”的兴起ofwork,relationships,needandpossibility,putqualityfirst."Improvestructure",referspartycarefully".IsamustadheretotheindividualabsorptionTheprincipleofthedevelopmentofamatureone,andstr

3、ictlyperformintheadmissionprocedure,topreventthePartymember　　根据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1978年前，中国仅有8部法律。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30多年间，制定出229部法律，即是说，平均每年新增的法律数量相当于建国头30年的立法数量总和。此外，按照我国“一元多级”的立法体制，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人大通过了近700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此大规模的

4、法律法规增长势头，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的评价说，“我国的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信春鹰副也认为，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史，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转型，必然伴随着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制度建设，有些发达国家形成这样一个法律体系用了三、四百年时间。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3}。虽然衡量一国法律体系是

5、否形成及质量高低的标准并不在以“量”取胜；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订立的法律法规数量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正反映出30多年来、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14年来，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路径。ofwork,relationships,needandpossibility,putqualityfirst."Improvestructure",referspartycarefully".Isamustadheretotheindividual

6、absorptionTheprincipleofthedevelopmentofamatureone,andstrictlyperformintheadmissionprocedure,topreventthePartymember　　权利的获取与享有，并不仅仅取决于公民个体的能力与行动；相反，其必须依赖政府权力所提供的保障。然而，任何政府官员都是可能犯错的人，都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由是，权力又成为最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大敌。在“权利-权力”的对抗性结构中，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坚持“国家本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往往被置于“顾

7、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后，多以政策调控、宣传动员甚至群众运动等方式加以实现。这种依靠政策调控的权利保障手段随意性较大，在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主导下，常常会压缩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是牺牲掉个人利益。过去的调控方式在建国初期发挥了独特功效，具有那一时代的合理性。然而，进入“承平”时期，尤其改革以后，中国社会从温饱不足到进入总体小康，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个人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顾60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迁，那么大致可说，建国初期完成了“国家解放”的转型，而最近32年的改革，则是

8、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发生，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形势，过去的政策调控机制日渐失效，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采用新的手段，这种新的手段即是法律。执政党制定“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是要通过法治化来实现变革社会中的政治有序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