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论治郁证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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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景岳论治郁证浅析【摘要】　　从分类归属和辨证论治的角度，对张景岳论治郁证理论及临床经验进行探析，总结其论治郁证的创新及贡献，进而阐述其医学思想在论治抑郁证中的体现与发挥。【关键词】张景岳郁证辨证论治在明代张景岳以前，医家多执《内经》“五行之郁”及朱丹溪“六郁”之言，认为郁证乃实证，当从实邪论治，直至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方指出，将《内经》中的五行之郁单一理解成实证确属谬误，“夫论治之法，固当辨此五者，而不知经语之玄，本非凿也，亦非专治实邪，而虚邪不在是也”［1］，明确指出郁证有实有虚，治法也不应只循消法，“但知解郁顺气……不无失矣”。

2、一改往昔旧谬，表明了亦可从虚论治情志之郁的治疗思想。本文拟从郁证的分类归属、辨证论治为出发点，阐述张景岳郁证理论以及临床论治经验，总结其论治郁证的创新及贡献，进一步挖掘发挥张氏医学思想为临床思维提供借鉴。1重新定义抑郁症归属张景岳对抑郁证在中医归属上的贡献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定义上的贡献，更系统地定义了情志之郁；二是分类上的贡献，明确地将情志之郁与五郁区分开来。定义情志之郁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郁证》的论情志三郁证治篇说到，忧郁者的症候为“戚戚悠悠”“精气但有消索”“神志不振”等情绪低落、悲观消沉的虚证表现，这与抑郁证的临床表现是一致的

3、。在病性上，他将忧郁证定性为“全属大虚，本无实邪”，补充了郁证虚证的空白。关于抑郁证一名的定义，是由现代精神病学所命名的。它指代一组心理症候群，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对其诊断标准为：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导致劳累增加和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2］。由此可知，抑郁证在中医的辨证中，应该主要属于虚证。除了临床症状表现外，在发病诱因上，张景岳也注意到了忧郁的病因乃应激事件所导致的情感冲击，如“衣食之累，利言之牵，及悲忧惊恐”等。抑郁症的社会学研究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应激事件对人抑郁证的发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景岳提出的情感之郁无论是症状

4、、病因病机上都符合现代抑郁证的诊断，可见他的医学观点在抑郁证诊治上，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郁证分类另外，他将情志之郁和五行之郁相区分，使得抑郁证在病因分类上有了更为明确的中医归属。因为抑郁证的发病也是有原发与继发、内源与外源之分，即是否继发于躯体、精神疾病的抑郁、有否受外界应激事件诱发的抑郁。所以，对这些抑郁证的有效治疗，也必须建立在病因明确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张景岳早在明代就已明确地提出情志之郁，把郁证分成情志之郁和五行之郁两种，并驳斥前人将郁证仅从五行之郁论治的谬误，在当时是相当有见地的。当时他提出的论据有两点。一是从起病的原因

5、上点明了情志之郁不同于五行之郁。他指出，《内经》中提出的五郁之病生，为五运之气的异常所导致，“经言五郁者，言五行之化也，气运有乖和，则五郁之病生矣”，因此，“五郁”的病因是六淫、内伤七情、和气血脏腑功能失调。而后又说，“凡五气之郁，则治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也就是说，五气之郁是“因病而郁”，而情志之郁则是“因郁而病”。第二点是从治疗上分析了情志之郁的分类和治疗之法，其中最为不同的在于虚证治法的补充。如怒郁虚者，治以大营煎、归脾丸；思郁虚者，治以寿脾煎，或七福饮等；忧郁者可予以六君子汤、五福饮等

6、。开创从虚论治抑郁证的先河景岳指出前代医家流弊，阐发内经要旨，强调从虚论治郁证，使得郁证的辨证论治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1直指流弊《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篇二》说到：“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赖东垣先生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然尚未能尽斥一偏之谬，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柏、知母为君，寒凉之弊又复盛行。夫先受其害者，既去而不返，后习而用者，犹迷而不悟”。张景岳认为，在疫情频繁的明末时期，当时医家多拘守宋元的刘河间与朱丹溪等学说，却没有从病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滥用攻伐寒凉一派的药物，

7、致使许多患者变成过用药物后的虚寒体质。郁证也如是，《景岳全书·郁证·论情志三郁证治》云：“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不无失矣”，直指当时论治郁证仅知攻伐的错误思想。.2强调从虚论治实际上，景岳认为，世医之所以滥用攻邪、寒凉，除了因为当时主攻派、补阴派的医风盛行，导致疾病误治，及失于调理者，病后多成虚损，也主要是因为曲解了《内经》的主旨所致。在论治郁证中，他举出“如火郁之治，当用发矣，若元阳被抑，则达非发乎？脏腑留结，则夺非发乎？肤窍闭塞，则泄非发乎？津液不化，则折非发乎？且夺者，挽回之谓，大实非大攻，不足以荡邪；大虚非大

8、补，不足以夺命，是皆所谓夺也”，也就是说，即便是有实邪者，假如误用消法或者是过用消法，驱邪也就无从谈起，若是大虚者，更需要用大补之法以活命。并认为“《内经》欲言五法，不得不借五气，以发明其用。但使人知此义，则五行之中，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