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文化与诗可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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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士文化与诗可以群【内容提要】《诗经》时代的“诗可以群”分有下层的群而歌与上层的群而诗，汉乐府民歌继承前者，公宴诗继承后者，晋代又生贵族游宴诗。唐以诗取士，诗人群渐盛，群而诗亦多。进士文化引起政治之变，形成了时代的感召力，确立起新的价值观。重诗而诗人众，改变了思想、行为方式，造成精英文化的开放性、外向性，使之由“独”而“群”。唐代“诗可以群”在延续并改变了上层的群而诗同时，更提升了下层的群而歌。“兴、观、群、怨”是孔子论诗歌功能的一个重要命题，见于《论语?阳货》，其中的“群”被释为“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和而不流”（朱熹《四书集

2、注》语）等义。由于孔门既重视诗歌、音乐的教育，又常得师生间切磋之乐，互相交流思想，情感融洽，诗歌在其中常能起曲喻胜于直言，兴发多于灌输的作用，“群”与“兴”可谓相辅相成，在四者之中尤为重要。而综观诗歌史的发展，“群”经由了春秋之起，两汉之续，魏晋南北朝见于诗体之发展，而尤盛于唐朝。可以认为，唐之为诗歌黄金时代，与“群”大有关系，而这又与唐代进士文化密不可分。一群而歌与群而诗考察诗歌发展的历史，“群”具有产生在下层的“群”而“歌”，以及上层的“群”而“诗”之别，《诗经》时代即如此。下层的“群”而“歌”主要体现为创作。从《诗?豳风?七月》可知，西周时期

3、，农人终年从事劳动，只是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后，才“穹窒熏鼠，塞向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虽《诗经》中可见劳动中群歌互答的情景，但《汉书?食货志》认为，民歌创作主要在冬天“入室”之时：“春令民毕出在，冬则毕入于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待来春则有采诗之举：“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虽说有人怀疑采诗制，但不仅是《礼记?王制篇》有“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之说，更早的《

4、左传?襄公十四年》，也已有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一说，杜预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可见在左丘明之前已有遒人之职，不必待汉人才有采诗一事。颜师古将“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释之为“各趣农晦”，无非是从事春种秋收，那么，冬“藏”而无农事，“民既入”之“群”，也显然具有农业文化的背景。他又将“各言其伤”解释为怨刺之诗，如此，则“群”与“怨”可谓相辅相成，“相与而歌”所体现的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注疏?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可见，下层的“群”而

5、“歌”，比较接近“群居相切磋”之意。上层的“群”而“诗”主要体现为诗的运用。与原生态的男女之“民”“相与歌咏”不同，虽说《诗经》有“家父作诵，以究王”（《小雅?节南山》），“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等“究”、“告哀”之作，但主要是个人化的，诗之“群”尚待于“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外交活动。孔子在紧接“兴、观、群、怨”后所说的“远之事君”，是对诗与君国大事之间关系的总述，而“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则专言诗之用于外交活动。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举《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事：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君，

6、赵孟请赋诗“以观七子之志”。结果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子石）赋《蟋蟀》，公孙段（子石）赋《桑扈》。可见，郑国诸臣都在借赋诗而称美赵孟，意在联络晋国与郑国的友谊。朱先生引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语：“有的是谦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①这种“群”而“诗”的外交活动，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以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谕志，目的在于通过“兴”而达到“群”的沟通、交流，以求

7、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由于称诗谕志的史实，杨树达先生《论语注疏》不从古人之说，而自有符合诗之功能的解释：“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朱熹所说的“和而不流”虽较虚泛，将以上两者合观之，却也大体能涵盖“群”之意义。“诗可以群”是儒家关于文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看法，春秋时代因诸侯国多外交活动，“称诗以谕其志”将这一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汉书?艺文志》指出：“《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既涉文体的兴衰转换，更因为“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诗之“群”也随之隐退。班固所说的

8、“贤人失志之赋作”，应主要指屈、宋之《楚辞》。《楚辞》之作，是诗人创作的真正开始，主于自诉，《诗经》的民歌时代不再。贤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