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五作家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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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绥五作家综论晋绥边区在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不能算是十分独特的，然而，出现在这一地区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群，却对中国解放区文学，尤其对山西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自然，世人每涉笔于此，总以赵树理领衔，并被冠之以“山药蛋派”或“赵树理派”，这没有什么不可。事实上，无论是活跃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赵树理，还是生存于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绥边区的五作家，确凿无疑地表现出相同的文学旨趣与文化倾向。问题是，多年来，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难堪的倾斜致使这块研究园地有些畸形：不

2、是说马烽等刻意模仿赵树理，便是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印证“山药蛋派”的实际存在和阵容强大。至于“晋绥五作家”的具体研究，倒如片羽磷甲，甚为难求。有鉴于此，本文就晋绥五作家大的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一、革命型作家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若就作家的职业特点进行大致分类的话，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社会活动型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文学创作，以其开创性的文学实绩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巨大的精神能量和撼人的魄力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推波助澜地鼓动社会的前进

3、与发展。二是文人学者型作家，如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他们或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或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既属文人学者，又是文学作家，体现出文人学者与文学作家合二为一的职业特点。三是战士型作家，如20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以及沙汀、艾芜、肖军、肖红等，他们有过身受反动统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的愤怒，他们能够自觉地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相结合。四是书商型作家，如张资平、周瘦鹃等，他们置身于大都市商业环境中，不得不一身二用，即作文学，又兼报馆编辑和书店经纪人，时时经受着现代经济变

4、革的冲击，体现出浓厚的商业气息。相对于上述作家的职业特点来说，“晋绥五作家”则是在解放区的蓝天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全都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初具文化素养，很早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在革命的旋涡中斗争磨炼，对党和政府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着天然的报答和感激之情。他们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不久便被送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或部队艺术学校，接受较系统的正规教育。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不仅“较多地接触了新文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延安革命的火种已播映到每一个人的心田。此后，他们“被送回原根据地”，“当时晋绥边区

5、的领导意识到必须培养本根据地的作家。于是就把我和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等从延安回去的人分配的文联”，并且“一到那里，亚马就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当时还没有正式文件，我们在延安也没有听过传达)；即搞文艺就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并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正是这种根据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促成了他们最初的创作的旨趣。马烽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为什么我在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总是要谈到我们五个人呢?因为我们五个人的文化水平、出身、经历和成长道路大体相似，我们的写作

6、能力，写作技巧都是在解放区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说得更透彻一点，我们一开始起步就把自己置于《讲话》精神的指导之下”。①所以，与前述几种类型的作家相比，晋绥五作家最独特之处乃在于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自愿自觉地以文学为社会变革和革命斗争服务，把文学当作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发挥“革命的齿轮和锣丝钉”作用。这种作家职业类型上的差别，即不同于文人学者型作家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的文学本体观，也有别于社会活动型作家视文学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更迥异于书商型作家附会于商市行情，把文学当作赚钱赢利的商

7、品，使新文学染上商业气息。如果说赵树理是在新文学的反复比较、甄别、吸纳，自身的不断摸索、感悟中，经《进话》的“点化”走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上的话，那么，晋绥五作家则在“起步”之初，便紧紧地把自己的步伐踏进“革命”的前进行列之中。这与赵树理的为着民族化、大众化而躬身实践“文摊”作家也是有差别的。在晋绥五作家的创作道路上，1944年“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虽不具什么特殊意义，但它对我们理解五作家的创作始点有着无以替代的史料价值。在这次征文活动中，西戎、孙谦的眉户剧《王德琐减租》获戏剧类“甲等”奖，胡

8、正、孙谦的道情《大家办合作》获“丙等”奖，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获散文类“乙等”奖，束为也获了奖。这次征文活动的“创作要求”是“(一)在内容上，应以今年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防奸自卫为总的方向，题材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并须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精神。在一定的题材里，希望能把组织前和组织后的生活对比写出。(二)……”②可见，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自觉地为革命斗争服务，便是五作家的出发点。这种文学创作的“革命”动力机制保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