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背后：论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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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浮华背后：论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　　论文关键词：西晋；绮靡；“文的自觉”；功利心态；声色之美　　论文摘要：西晋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诗歌创作，一扫前代质朴的文风，朝着绮靡华丽的诗风发展。西晋绮靡诗风的形成与“文的自觉”发展的必然趋势、寒素文人的功利性心态以及当时崇尚声色之美的社会风尚息息相关。　　西晋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诗歌创作，一扫前代质朴的文风，朝着绮靡华丽的诗风发展，正如刘勰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1]沈约在《

2、宋书·谢灵运传》中，也对西晋文风作了类似于刘勰的评价：“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2]我们认为，绮靡诗风在西晋时期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现象，在其浮华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动因。本文旨在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创作群体的普遍心态以及社会历史风尚三方面来探讨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　　　　一、“文的自觉”与诗学观念的演进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源自文学内部发展的必然规律，对此只有深刻地认识，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各种文学现象，西晋绮靡诗风的形

3、成是“文的自觉”发展至西晋，诗学观念演进的必然结果。在文学批评史上，《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3]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4]那么何为“诗言志”？对“志”的理解，是阐释这一诗学观念的关键所在，古人对此曾有不同理解。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意，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引郑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5]另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情，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6]所谓“六志”，亦即“六情”。由于先秦儒家看重政治教化，往往将“志”只理解成志意和抱负，将文学与社

4、会、政治相联系，而对诗歌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缺少认识，于是“诗言志”这一命题便带有了强烈的政教色彩。孔子以“思无邪”[7]概括《诗三百》，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8]来规范诗歌的社会功用；荀子将《诗三百》说成是圣人之志，便都说明了这一点。降级两汉，儒家地位空前巩固和提高，文学被纳入政教的轨道，诗歌创作要求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9]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功用。这种片面强调诗歌社会功用性的指导思想，使人们对诗歌审美性的追求始终被束缚在政治教化的藩篱之中，作品的审美性与独立性实际上是被忽视和抹杀了。　　建安时

5、期，文人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学创作开始步入自觉时期。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注意到文学的独立价值，进而又明确提出“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观点。这显然是受了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0]的影响，但曹丕已经大胆甩掉了“则”与“淫”儒家道德法则，变讲求文章的“功利性”为强调文章的“审美性”。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建安文人有意识地摆脱两汉文章的反覆说教，突出情感的力量，形式上则努力朝华丽词藻、细

6、腻描写发展。故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1]　　“文的自觉”发展至西晋，文人对诗歌的艺术形式就有了愈加强烈的重视，最终形成“结藻清英，流韵绮靡”[12]的诗风。胡国瑞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曾总结说：“建安时代诗歌的创作，其艺术形式，已开始趋向精美的道路，但在加工程度上还留下大片足供骋力的余地。由于时代的接近，这一切对于晋初诗人是不能不起着启发引诱作用的。”[13]陆机《文赋》的出现，即表明这是上承建安，文学重其艺术特征的必然产物

7、。陆机明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的主张，第一次将诗与赋等文体分开，专论诗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主要特征，特别强调诗歌的文辞绮靡。为了达到“绮靡”这一审美标准，陆机对诗歌的遣词、音韵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陆机《文赋》）这表明陆机已在相当严格的意义上，从文学的审美性出发，来审视诗歌创作：诗歌不仅应自由地抒发人的情感，而且更应表现在对文学艺术形式诗歌美的自觉追求上。这一诗学标准的提出，不仅是陆机个人观点的反映，也是当时文人普遍所持的审美态

8、度。如陆云认为：“文章当贵轻绮。”（陆云《与兄平原书》）；又如傅玄曾论连珠体：“其文体，辞丽而言约，……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