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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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理学的特点清代理学沿承宋、元、明，但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关于清代理学，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说：“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1](P361-362)论断精到。诚如钱氏所言，清代于顺治、康熙朝虽有一批理学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创获，实无可与明代发展陆九渊心学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与宋代理学开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颢、程颐、朱熹

2、和陆九渊相比拟。“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洵为有清一代理学的一个特点。　　　　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清代理学，总的说来，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阐释程、朱之说，于学理无甚创新发展，而作为清政府的官方统治思想，更为突出的是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强调躬行实践。康熙帝称“自幼好读性理之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对于汉学家来说，其思路恰相反。汉学家如戴震也主张“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20](戴东原先生年谱，P709)于此而论，与姚鼐所言相同。但汉学家强调的是考核，即训诂

3、名物制度。戴震反对“歧故训、理义二之”，认为二者为一事，其进路在由明故训以明理义，指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20](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P505)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秉承师说，也认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1](P452)“余以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22]另一位汉学家钱大昕也认为：“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23](〈左氏传古注辑存〉序，P387)“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23](臧玉林〈经义

4、杂识〉序，P391)训诂明则义理明，为宗汉学者遵奉的信条，却是宗宋学者所不能接受的。汉学家认为：爰及赵宋，周、程、张、朱所读之书，先儒之疏也。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后人攻击康成，不遗余力，岂非数典而忘其祖欤！[24](附录：国朝宋学渊源记，P153)而宗宋学者则不以为然，认为孟子之后孔子之道晦而不明，端赖宋儒才得以传孔、孟不传之学。康熙年间熊赐履撰《学统》，以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九人为正统，而周敦颐“上续邹、鲁之传，下开洛、闽之绪”，程颐“卒得孔、孟不传之学”，朱熹则“集

5、诸儒之大成”。（注：见熊赐履：《学统》卷六《正统·周濂溪先生》、卷八《正统·程伊川先生》、卷九《正统·朱晦庵先生》，经义斋刻本。）谁是得圣人之真传，系宋学、汉学二家分歧之所在。而其焦点则如皮锡瑞所说，“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争一‘理’字”。[25](P313)从宗宋学的方东树所撰的《汉学商兑》来看，尽管他在书中点名指责许多汉学家，而其最不满者则是戴震的“厉禁言‘理’”：顾(炎武)、黄(宗羲)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栋)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大肆，遂

6、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26](P259-260)方东树甚至斥责其“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26](P401)此外，宗宋、宗汉二者之互攻，也含有意气之争。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总叙》中所说：“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27](P186)翁方纲也认为，当时治汉学者、治宋学者所存在弊端的“受弊之由，曰果于自是，曰耻于阙疑。是二者皆意气之为也，非学也。”[28]宗

7、宋学者与宗汉学者之间的互相攻讦，见于他们的文章、书信中。嘉、道之际，江藩先后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其后，方东树起而回应，撰《汉学商兑》力加攻驳，扬宋抑汉，则都着为专书。这大概成为人们所说的“汉宋之争”的标志。其实两人也没有进一步争论，《汉学商兑》刊行时，江藩已病故，他未能看到该书，也不可能给予反驳。皮锡瑞对二人作了评论：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25](P313-314)方东树所著是否“皆阳儒阴释”，可以探究，

8、但皮氏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