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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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一虽然有很多问题向中国人提出，但有一个还没被问过：你们的文学怎么样?即使出于强烈的好奇心而提出这个问题，普通的西方人也容易被误导。倒不是说像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和阿瑟韦利(Arthurontesquieu，16891755)、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dash;1882);林纾则在口译者的帮助下，把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和哈葛德(HenryRiderHaggard，18561925

2、)的作品渲染成典雅的文言文。他们的翻译是旧式风格的胜利。正是他们，使戴假发的官员和中国知识阶层看到西方文明还有其他内容，而非仅仅是战争中的实力。　　第一次真正的觉醒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七年之后的1919年，当时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语言上。截至那时，书面语是古人流传下来的，它与口语几乎没有关联。在这种状况下，除了少数人，实际上向大众封闭了书籍，文盲成为国家的祸根。但公众正在品尝着民主的最初的新鲜感，并迫切地渴望迎头赶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博士和已故的陈独秀等人认为：如果民主不把旧障碍打破，从而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教育，让最卑微的农民也

3、能就政府如何运作发表意见，那要民主何用?因此，他们主张在写作中使用白话文。[此主张]阻力很大，乍看上去那少数大学教授小小的口号，可能要被激烈而狂热的全国性抗议所淹没。对于老学究们来说，文言文的至高地位，如同中世纪欧洲的人文学科，它不仅代表了文化和礼仪，简直就是万物的根本，事关整个人类之命运。狄更斯的翻译者林纾，在给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写的公开信中，要求立即开除那些极端旁门左道的教员，因为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竟然采用引车卖浆者流之言。新文化的领袖们坚持下来了，主要依靠民众的热情，也因为文言文已经寿终正寝。它早已变成陈腐的、僵化的，被20多个

4、世纪的持续使用，耗竭了血液和活力。因此，当胡适博士写下著名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与华兹华斯(icheldeMontaigne，15331592)式的闲适又优雅的笔触来写雨、中国茶、希腊诗歌、情色文学和他总是恭敬地引用的哈夫洛克埃利斯(HenryHavelockEllis，18591939)，以及闲谈和日常生活。他有一个静谧的、不引人注目的机智和对细节锐利的眼光，再加上像兰姆(CharlesLamb，17751834)那样喜爱古词语的风格。他虽然是位小品文作家，但他的中国特色和他对晚明散文大家的研究为他增色，尽管他

5、的作品仍然带着一种当代新闻写作的廉价小聪明的意味。随着时间的流逝，白话散文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自由的运动空间，从而使许多令人瞩目的小说创作出来。但最大的试验是在诗歌领域进行的。从一开始，诗歌就是新文学中最薄弱的环节。胡适博士的《尝试集》书中含有大量新颖的民主精神的诗歌;但新诗除了诗人的创新、即兴和旧体诗的优雅以外没有什么规则和模式可循。但是很明显，几乎从旧的形式中学不到什么，因为它实在已丧失了所有的可能性。顺应西方的形式也不可取。他们尝试了每种有用的方法，从英文无韵诗到意大利十四行诗。他们会把每个汉字作为一个英语音节，因为他们认为

6、这里只能有一个声音来对应它。结果一首诗不仅内容奇怪，而且在形式上规整到极致，因太齐整了以致被无情的本土谐趣戏称为豆腐块诗。的确，新诗人的创作是这样极端，以至于有些人会照猫画虎，不仅照搬英文诗中的押韵和重音模式，还坚持要在每一个等同于英国重音的中文词语后使用停顿。然而，诚然所有这些缺点确实存在，时代却目睹了突然涌现的抒情诗和对西方文学的认真研究。于是诗歌界被一群新月派的大学才子支配，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他们的刊物是《新月月刊》。英诗对这群人的影响是主要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给人的印象是只知道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无可否认，他们有些作品很优

7、雅，建立了某种形式，还有令人愉悦的音乐感，零零散散地可以找到几行美妙出色的范例。但是其质感是陈旧的，诗律是僵硬的，节奏又费劲地规整。尤其要命的是，诗人他们自己并没有太多的信念或真正的浪漫主义去支撑起有分量的诗歌。有时他们的诗只是一个妙言警句，或顶多是一种人工的花朵，在其表面之下并没有表达什么东西。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至少及时地给予了新诗技巧创新上的经验。而任何的概述，不管多么简短，如果不提新月派的这两位领军人物徐志摩和闻一多，都不会是完整的。从所有的报道来看，徐志摩是一位活泼而有魅力的人，曾深入研读英国文学，并赢得了当时最大的

8、读者群。他的爱情诗，也许是新文学创作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但他依然被其团体的局限性束缚，因而经常被他追求形式的愿望引导而陷入打油诗。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使他成功地完成了他大多数的抒情诗，但是当他真正严肃起来，屈尊描述一个在内战中两名士兵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