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地权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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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从地权规则确定性的视角——关于1867-2008年间栗村的地权纠纷史的素描  作者:熊万胜  浏览次数:499  发布时间:2009-04-23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提要: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本文从逻辑上提出,稳定的地权需要以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所以,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否稳定这一问题的内核。参与地权界定的规则是多元的,这时,必需一种相对强大的规则具有超越其他规则的

2、力量,否则,规则只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择的对象,而不能约束主体。所以,我们假定,在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规则,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土地纠纷史的素描和分期来检验这个假定,从中发现多元规则的结构演变,而这个结构演变的实质就是多元规则中的主导性规则的突生、转换和湮灭。关键词:地权稳定性 地权规则结构 地权纠纷 所谓地权的稳定性是指地权的控制者对于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是否有比较稳定的预期,并且这些预期是否比较可靠。地权稳定性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3、有众多的学科领域涉及到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研究包括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于中国古代农村地权稳定性的探讨、对于当代农地承包期变动的研究,以及村集体内部“调田”的研究,还有对于征地导致农民失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思考等。比较间接的研究重心在于产权是如何建构的,重要的研究有“产权的社会视角”理论脉络,以及法律人类学中对于习惯法和国家法关系的思考。这些研究揭示出,农村产权的完整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至少涉及到共同观念、权力与势力相交织的利益政治、国家法的相互作用。我们看到,尽管领域不同,但每一个领域都不满足于自己

4、领域的传统解释,而是曲折地走向综合。在这个综合过程中,存在一个不断聚焦的问题意识:当传统习俗、既有惯例,以及基层公共权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趋于弱化,同时法制建设得以强化的时候,小农的地权是变得更为稳定,抑或不稳定?一、路径:规则确定性与地权稳定性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并非易事,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董国礼(2000)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透视农村1949-1998年的地权稳定性,应该说是一个有效的视角,地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关于地权的制度均衡的时期。问题是他把制度均

5、衡与否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事实上是过于粗略了,因为如果我们把视界拉伸到1949年前和1998年后,就会看到,地权的分配绝不只是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制度的均衡将有多种,而且促成这个均衡的力量也更为复杂。为了更好地逼近生活的复杂性,可以从逻辑上提出,稳定的地权需要以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所以,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否稳定这么一个问题的内核。比如,界定地权的规则可以有法律裁定、政策决定、干部决定、集体意愿、习俗等等,它们都参与了地权的确定。这时,需要一种相对强大的规则具有

6、超越其他规则的力量,否则,谁说了都不算,规则只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择的对象,而不能约束主体。所以,我们假定,在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规则,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个分析路径来自于相关文献脉络的聚焦。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有比较成熟的文献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稳定性。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是高度不稳定的。程念祺(2006:41)这样概括:“在‘富者田连阡陌’的古今常态中,辗转翻覆着‘田无常主’,甚至于‘千年田,八百主’的历史常态”。他认为,这种地权的转换并不是以平等互利的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

7、,常常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其中虽然充斥着经常性的小土地买卖,却只有不断重演的以特权为基础的土地兼并,具有实质性的作用”。这种观点也成为今天很多人反对农地私有化的重要依据(温铁军,2004;曹锦清,2005)。另有观点对此表示质疑和反对,秦晖(2003:42-53)、赵冈(2006)等认为中国古代地权总体上是不断分散的,而不是集中。问题是,即便地权分散,也不等于地权稳定。不论是对传统地权稳定性乐观的一方还是悲观的一方,其实都不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势力(注1)对于地权的维持和稳定有着主导性的作用,它具有

8、足以藐视法律的能量。根据杜赞奇(2003)在华北的研究,这种影响只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才会变得严重起来。乡村权力本来是在文化网络中展开的,由于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汲取的强化,促成了更能完成汲取任务的品德恶劣人物得势,势力打压了文化网络。旧的汲取规则被打破,农民的权益被侵害。今天,对农村的强化汲取基本结束,但农村中权力精英的品质提升却没有得到验证,同时,各种混混、地痞却日渐增多(陈柏峰,2008),这个时候,农民的产权包括地权稳定性有何变化呢?如果说经济史的研究突出了主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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