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国时期佛学通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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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民国时期佛学通史的书写　　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或东洋的现代化观念影响，知识观念也出现了革命性的改变，与理性相关的知识成为中国近代启蒙中最为核心的价值之一。佛学界也不例外，传统佛教中被作为附属性质的知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新佛学思潮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方面。佛学的复兴需要重建作为知识意义的佛学并在此观念下重新书写佛教的概貌与历史。　　具有近代知识意义的中国佛学形成于20世纪的20到40年代。民国佛教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复古旧学，而是经历了近代知识的洗礼，并做了重新结构与系统化的论述。中华帝国的晚期佛教已是人清

2、转衰，而于学术益无与也。作为知识的佛学在民国初年殆淹没无闻。①而就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正在发生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重大变动。②人们关于知识的观念、形态及论述方式等有了重要的转型，这一知识典范的革命导致传统人文学科中许多重要的思想系统和论述形式的变化。如传统经史学的关系就出现了严重移位，历史学替代了传统经学的独尊，一跃而居为民国人文知识研究谱系的中心。而传统有关史学性质、作用及其书写方式等观念也产生了大的改变，形成所谓新史学的典范。　　新的知识形态与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国佛学的知识生产。有知识的佛教

3、徒也希望中国佛学可以融人新知而成为一种启蒙的知识.太虚在1920年代就称，晚清到民国初年因为新思想输灌之影响，从而使民国佛学研究突破了传统宗派佛学之拘蔽而进入了世界佛学之新时代。①新时代的佛学理念并不一味盲从传统佛学有关教理与教史的模式，而主张融纳新知，以近代的知识方式去组织与抉发传统佛法的精义，并再造出新的佛学图式。②蒋维乔就发现，民国佛学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这种以新知论究佛法的方式，致使民国佛学出现了一段兴盛之曙光。③　　从知识史的意味来看，民国时期最具佛教知识学高度的太

4、虚与欧阳竟无所领导的两个佛学研究团体(分别为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都表示了对新知的意趣。新知需要启蒙，传统佛学的知识谱系除了经典之外，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教史与教理来体现。而于近代民国佛学来讲，新佛学启蒙最必要的是编撰出与传统佛学观念不同的教史与教论。系统性的概论与通史之作是传统佛学书写中最薄弱的环节，于是，选择以新知的方式来撰述佛学概论与通史，是一种应时所需的启蒙了。吕徽在1920年代初就提出吾人治学先宜习其概论与历史，虽佛教亦无以异。④为了与传统佛学局限于宗门立场来书写历史与教理的方法相区别，民国佛学

5、倾向于佛学概论与通史的撰写，这就需要跨越宗派意识，表现出佛法的整体性。如欧阳竟无就提倡佛学研究要期成一整体之佛教，而主张今兹研究范围，应全概括诸教。范围不宽则易衰歇。⑤这显然是针对传统佛学拘泥于宗派意识而发表的批判。　　本文只就通史部分略作论究。内院于佛史就非常重视，像吕微于佛学就特别重于历史学的深究，从内院为其大学部学生所开设的佛学课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其对佛学的基础教育中特别重视佛教史的训练。⑥太虚一系也基于中国佛教历史之经验，意识到传统佛教缘于其宗派主义的佛学论述之间互相低毁，积不相能，从而造成

6、了佛法衰落凌替之势。于是，复兴佛法即要树立起佛法之全体观念，而这一理想表之于佛学，即是重新结构佛教通史。《海潮音文库》编发大意中就表示，昌明佛法的宗旨首先必须本释尊循时代背景变迁之程序(历史意识)。⑦不难理解，民国佛学之所以会倾向于选择通史(而非宗门史)作为开创佛学新知的启蒙或初阶，这显然是一种颇有针对性的策略。以近代知识史的方式来探究佛学，这对民国佛学界来讲可以说是一种创新。⑧传统佛学研究的通弊，正如木村泰贤在20世纪初所讲的每以研究渐趋精微，则于全体之注意反致散漫。①民国学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梁启超在

7、1920年代初就提出欲昌明佛法者，其第一步当自历史的研究始。②蒋维乔也说中国佛教，向乏有系统之通史，他译著《中国佛教史》，作为民国第一本系统阐明中国佛教的通史，其目的就是试图在这方面作出突破。③　　1、如果从著史体例上说，中国传统佛学虽然不乏通史性质的著述，但大多为宗派意识下的宗门史，这些以各宗为经纬的宗史无法通观佛教全体的历史，不得显露教史真相。④蒋维乔就认为，历史学是近代学术的产物，而传统佛学史缺乏对材料做条理化和系统化的通观方式。他说近世经过西洋学者用科学的方法，逐渐整理，日本学者继之，佛教的历史，

8、始有系统可寻。我国旧时的佛教徒，也受印度的影响，不晓得注意历史，就是偶有撰述，也只限于传记及编年，要从旧时典籍寻觅一部有系统的佛教通史，绝对没有，学者不胜遗憾。⑤可以肯定，民国佛学界对于通史之例的呼唤，在当时是具有启蒙新知的意味。民国佛学具有通史性质的著述，较早表现在梁启超于1920年代所作佛学史的研究中。他当时拟撰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佛教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完成，而其间他所撰著的关于佛教史的若干论文，显然是在为通史而作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