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舍斯托夫对“必然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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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舍斯托夫对“必然性”的挑战“必然性”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古至今多少哲学体系都以它为支撑点：基本原理以它为根据，体系之正确以它为前提，思想之力量以它为基础。在哲学领域中，人们都要追求合理性：就体系之外的事物而言，只有具备合理性才被承认有存在的权利；就体系之内而言，合理性又是能够具有说服力的基本原因。这也就决定了必然性地位之重要；必然性是合理性的内在根据，一个事物是否合理皆在于它是否包含必然性（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时，就是以是否具有必然性为根据来区分“现实”和“现存”的。见

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另外，必然性又是普遍性的全面支持，如果没有必然性，普遍性也根本立不起来，顶多只是外在的同一。这样，尊重必然性，甚至崇拜必然性，便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从古希腊哲学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莫不如此。面对这样一堵“不听劝说”（亚里士多德语）的石墙，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哲学家舍斯托夫竟敢用头去撞，这也是一个哲学奇观。列夫·舍斯托夫，1866年出生于基辅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大商人。舍斯托夫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后来转学法律，于1889年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1895—1914年

3、间居住在瑞士，但经常回国参加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宗教—哲学会议，投身于当时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流亡国外，主要居住在巴黎。在此期间他曾在大学任教，并撰写论着，与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舍勒等，著名文学家布伯尔、纪德等交往，并在这种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中充实和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思想家，舍斯托夫与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布尔加科夫等同属于新精神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们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与其他人相比，舍斯托夫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正由于此，他不仅受到来自思

4、潮外部的尖锐批评，而且也受到别尔嘉耶夫等人的批评。不过，别尔嘉耶夫等在批评舍斯托夫的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他的贡献，说他“以自己的全部存在进行哲学思考，对他来说，哲学不是学院专业，而是生死事业”。他的哲学“把认识过程同人的整个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存在的奥秘只有在人的生存中才能认识”。哲学史家一般将舍斯托夫归类为存在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舍斯托夫的哲学并无完整的体系，但可大致将其哲学思想分为两部分，一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包括对真理、理性、科学、伦理等的批判；一为对其宗教哲学的论证。本文不拟全面论述他的哲学，而重点讨论他对非常

5、敏感的、令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必然性问题的挑战。在舍斯托夫看来，被希腊哲学传统奉为真理之最后根据和道德之最后标准的必然性，并非那么神圣，因为所谓必然性实际上只是人对现实的一种认识和解释，而这种认识和解释又不过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也就是说，必然性是人在无法改变现实时对现实的一种承认，一种顺从。这种承认和顺从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安慰，可以使人在失去自由时得到理论上的补偿。凡是在某种地方承认必然性，也就是在那里不再思考，不再深究，不再自由研究，也就是在那里做必然性的奴隶。这样看来，必然性不过是对现实的张目，因而它也就被统治者用来为自

6、己的统治张目：必然性是坚不可摧的“石墙”，现实的政权既然具有必然性，所以它也是坚不可摧的“石墙”。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不能自己决定，他知道他的决定不在自己的掌管之下，他将走向必然性指给他的道路，习惯于‘内心平静地对待和忍受具有无上权力的命运带给他的一切’。全部哲学教导它们同样违背人的意愿，从探索真理变成了说教必然使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雅典和耶路撒冷》中译本，学林出版社，2000，118页）亚里士多德曾说，偶然性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无法把握，一个本想植树的人，可能在挖土时得到宝藏，也可能得到潘多拉匣子，这完全是偶然的事情。

7、但是，必然性则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通过科学研究人们可以认识必然性，从而按照必然性行事，在现实中得到成功。舍斯托夫批评亚里士多德说，这样他就完全否认了人的自由，因为在他看来人既无法把握偶然性，只能做偶然性的奴隶；“既然是偶然性，科学与思维在此就无能为力，只应接受”（同上书，第304页）；同时，人更无法支配必然性，只能顺从必然性，因为亚里士多德“深知‘必然性不听劝说’，既然必然性不听劝说又不可战胜，也许，就只能服从，无论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应当服从并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也就是必然停止。”同上书，第４页既然如此，人的自由何在呢？后来

8、，斯宾诺莎干脆把必然性与自由混为一谈，声称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以后干什么呢？当然就是顺从。于是斯宾诺莎就进一步将人置于必然性的统治之下。这一思想被黑格尔从辩证法的高度加以肯定，使其罩上了灿烂的光环。甚至以宣扬“上帝死了”，需要“重估一切价值”闻名于世的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