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学储典 启智惠人》李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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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学储典启智惠人西北师范大学李宇红走进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蓦然映入眼帘的,就是“积学储典,启智惠人”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此为欧阳中石先生的亲笔题字。欧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中国书画国际大学董事局名誉主席、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当代艺术大师,亦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都记得学校在跟欧阳先生说要写几个字挂在图书馆时,八十多岁的老人欣然提笔苍劲挥毫带给我们的感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曾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积学,所谓储典新学;启智,是以嘉惠后学。

2、这八个字挂在这里,既凝聚了图书馆的精髓,又揭示了图书馆的功能。积学储典图书馆的历史,源远而流长,几乎是伴随着奴隶制在中国的确立就已经初见萌芽。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那个时期的殷王室就有了专门管书的人员,甲骨卜辞提及掌管文献的人是商王朝的史官,如“贞,令我史步”,“才南土,告史”,“方祸象取乎御史”,“利令,佳大史竂令”,其中的“史”、“御史”、“大(太)史”说的就是商王朝的史官。他们的职责一在著书,二在管书。《尚书·顾命》所谓:“太史秉书。”《礼记·月令》所谓:“大史守典奉法。”即

3、都是史官管书的记载。发展至周代,书多藏于宗庙、太史府、盟府。盟府是指专门收藏盟约的档案馆。杜预、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为“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作注时提到“以勋受封,必有盟要(即盟约),其辞当藏于司盟之府也。”宗周仍是“学术统于王官”的时代,著书、藏书、读书的权利把持在上层的王室贵族手中,但较之先前,他们的收藏条件已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管理人员有了较细的分工。《周礼》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典,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式、军事事务、法律事务、手工建筑等,他们分别负有收藏和保管有关文献资

4、料的职责。自战国乱,诸侯争,战火瓦解了“文化统于王官”始,“学术下于私人”,著书立说也就从王室诸侯史官的垄断状态转变为官私并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推广和普及,书籍制度也随之改善。此时,简帛书也开始兴起并逐步走向兴盛,《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书诸绅”,《周礼注疏·司勋》说:“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此之“绅”与“大常”即指丝织物。作为我们的老同行,毫不含糊地说,孔子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收集和整理古籍、进行分类编目并从事校正编辑的人,他的工作成果为开创私人著述和私人藏书的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

5、他出生的167年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出生了。据说亚里士多德的私人图书馆收藏有数百卷书,但仅供他的学生和朋友使用,被誉为当时西方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自商周到秦,中国的社会在一步步成形,中国的图书馆也在一步步积淀。对比西方,正值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到古代希腊时期。无论是考古发掘出的埃及图书馆官员的墓碑,纸莎草书,汉谟拉比法典石刻和公元前7世纪的尼尼微泥版书图书馆;还是古文献记载的希腊私人图书馆,从它们的水平看,与我国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发展都甚为相似。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始皇建国后,收集战

6、国时各国遗留的典籍,建立了宫廷和地方政府藏书的机构,而后“秦燔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206年,秦灭亡,古籍再一次焚毁于咸阳东宫,以至于后来人们把其归咎于“焚书坑儒”的损失。汉“文景之治”,武帝兴盛,图书馆也一如“与民休息”的国力日益成规模地发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那时汉廷的藏书“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自成一体。东汉时期也有了专职图籍管理人员,桓帝时还进一步建立了秘书监制度。《东观汉记》所记载的“桓帝延

7、熹二年(公元159年)初,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即是我国明代以前历朝官府图书馆机构共同模式的初步形成,也是我国国家图书机构正式设置专职官员的开始。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图书馆事业的兴盛,隋唐政府图书馆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五代、宋、辽、夏、金、元编书、印书与图书馆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趋于鼎盛。明清时期,政府图书馆仍沿袭了历代朝廷的制度,规模发展更大,统治更强,书院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也达到空前的活跃与繁荣,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腐朽和衰落,图书馆事业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明英宗正统年间(公元

8、1436-1449年)少傅杨士奇奉命整理了文渊阁图书,编成《文渊阁书目》14卷,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廓,今移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从《文渊阁书目》可以看出,全阁藏书按千字文排列顺序,自“天”字至“往”字共20个字号,50橱,共7297号,即7297种书。此时藏书保管尚好,有“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之誉。但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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