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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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斌的政治经济由南而北，横穿过整个沈阳市，抵达北陵，然后往西再往北，终于可以找到荷兰村。记者到达这里，是10月9日。在不够明朗有些灰蒙的沈阳天空下，外饰颜色丰富的荷兰村建筑，不太容易展现它诱惑人的一面。即使如此，其楼群之多，仍然令人惊叹。站在荷兰村，环顾四周，即便从非经济专业人士的角度观察，《福布斯》中国调查员胡润对这里的重视，也并非没有道理。在杨斌75亿人民币的资产里，胡润统计其中40亿属于荷兰村，属于这3300亩土地及其建筑。有意思的事实是，杨后来告诉别人:“对这里(荷兰村)40亿元的评估，远远不够。”有

2、心人比较杨斌的财富增长幅度:1994年回国，(杨自述)拥有2000万美元;到2001年胡润做财富榜统计时，已达75亿元。“杨斌的财富积聚，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故事的核心，便是这片硕大的土地。精通中国权力运作之道的知情人总结“中国版本”的财富故事说:“我们的财富英雄，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重要的两条坐标轴，是政治经济。”杨斌的故事并不例外。博览会机会检索杨斌自述的中国淘金历程，真正有价值的转折，发生于1999年。这一年，杨斌转让了他在沪市的“欧亚农业”股份――杨透露，这次退出的股份值2亿元，账面上“获得

3、的回报超过两倍”。卖出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将其主业收缩到沈阳，集中精力于荷兰村项目，杨解释说，“这是公司财务总监阎闯的建议”。就在这一时期，一位到沈阳开始自己房地产策划生涯的博士，也被邀请到小韩屯来看这片后来属于荷兰村的土地。她告诉记者:“我们决定放弃这里，是因为它不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地区。”但这位博士没有忘记这片土地，她自己又先后来过几次，最热闹的一次，是2000年9月，这里成为了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会址。该博士被邀请来看地时，她回忆说:“并没有任何人表示这里能提供‘博览会’会址的机会。”所以，在她看

4、来，杨斌选择沈阳，绝非财务总监建议那么简单。将主业收缩到沈阳，知情人向记者确认，“博览会是最直接的导因”。但这看上去是偶然的一次博览会机会，知情人说，“很难说没有必然联系”。最早追溯到1995年前后，一位沈阳人士便听杨斌宣讲过他的“荷兰模式与日本菜篮子”的故事，但当时的杨“实在太不起眼”，他的故事在那时的沈阳，有多大的传播效应，无法讨论。杨的故事最简单的概括是:“在世界农业的美国、以色列与荷兰三种模式中，荷兰的经典农业，也即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农作物，能够成为整个欧洲的菜篮子。”接下来的推导，“日本每年蔬菜的需

5、求量是1万亿元人民币，其他副食品是1.5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拿下日本市场的1/3，每年也有7500亿元人民币。”这个美好的故事直到4年之后才真正有了一个“荷兰村”的结果，之所以如此，知情人分析说:“第一，沈阳有了国际农业博览会项目，必须找到投资者，显然杨斌是重要考察对象，而且他的荷兰身份与农业‘情怀’，非常容易引起重视;第二，杨斌终于在沈阳找到了他的故事最有决定权的‘听众’。”在这样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所有接受记者访问的对象，无一例外要求不公布他们的名字，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叙述杨斌荷兰村开始的时刻，其背景

6、概括是“前任领导”。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前任领导”，慕绥新是一个重点人物。沈阳的土地批租，慕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控制。但把慕与杨联系起来的想法，在知情人看来，不具合理性，理由很简单，“杨是以农业的名义拿到的地”。谁是荷兰模式与日本菜篮子的核心听众，是关键问题。记者这种追究“内幕”的好奇心，并未得到被采访对象的认同，解释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看清楚整个‘游戏’的结构框架，追查个人的作用，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普遍性。杨斌找到了什么听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找到，也就是说，政治与经济两种轨迹，在这里是如何形成合力的。”

7、这位深知中国权力运作的知情人问记者，“在中国，官员最需要什么?”答案是:政绩。“做政绩，一般的规律是做项目，通过项目树榜样。而选择什么项目，则视官员的资质与爱好，比如慕绥新，建委出身，选择的重点‘改革’方向当然是城市建设。农业口出身的官员，自然会选择农业。就项目而言，用农业博览会做政绩，很轻巧，关键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操盘手。”反过来观察杨斌，“无论他在东欧如何遍地取金，但在中国，他的社会资本仍然极其有限”。但因为农业博览会项目，属于“双向度”的社会资本。“他成为被邀请对象，甚至无须他来追逐这个项目，项目本身也

8、会寻找他，特别是他有那样一个好故事与好身份。”这时候，“他所做的正确选择，就是‘卖出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将其主业收缩到沈阳’。”按照这套逻辑推演下来，如果后来没有意外出现，选择杨斌很难说失误，即使今年夏天有关部门赴加拿大进行农业招商，一位参与者回忆说，“荷兰村仍是样板之一”。政治经济两者结合的运作，就难说仅止于此。楼群与农业剩下来仍然令记者不解的问题是:荷兰村为什么选择北面。那位在沈阳房地产业做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