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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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摘要：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色是比较突出的。　　关键词：王船山；党锢之祸；牛李党争；宋代党争　　：K249.2：A：1004-7387（2012）04-0032-07　　近人王桐龄先生在《中国历代党争史》中指出，古代的贤士大夫“语及‘党’之一字，则蹙额掩耳，如不欲闻”，这固然是他们

2、鉴于党争多导致乱政亡国，从而对之深恶痛绝；同时，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体之下，与近代政党相似者，有“东汉末年之钩党，有唐中叶之牛李党，唐末之清流党，北宋之元祐党、熙丰党，南宋之伪学党，明末之东林党、阉党。皆敌党加以为名，自己并不承认为政党也”，也即要避免敌对者以“党”为借口加以打击。[1]其实，新近的研究表明，不同时代的士大夫对“朋党”也有相异的态度和认识，如宋人欧阳修、朱熹等人论朋党就与王先生所观察的大异其趣，身为历史的参与者，他们不但未“蹙额掩耳”，而且主动地给自己加以“党”之名[2]。　　不过，王桐龄的两点观察与王船山的

3、“朋党论”则可谓若合符契。从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视角看，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现象的评述，从纵向的系统性、论述的广泛性和全面性上看，在古代学者的同类论述中有其值得注意之处。本文的基本意图有二：一述，即揭示船山所论的内涵；二评，通过比较，以明船山所论的深入与局限之处。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关于朋党的兴起与汉代党争　　受益于史论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的贯通性，船山对中国历代的朋党之争有系统的评述，重点在于唐、宋，次及汉，也有提及明代。　　谈到朋党的兴起，船山认为与西汉的三次政治事件（行为）有关。一是，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

4、后，大臣魏相（卒于前59年）通过许皇后（为霍家通过御医毒死）的父亲上秘密奏章，指斥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最后官至宣帝朝的丞相[3]卷二十四·汉纪十六·宣帝地节二年（前六八）。船山认为，魏相当霍光在世时不上书皇帝，也不规劝霍光，而“待光之死而后言之，相之心不纯乎忠”，其心态已不是单纯的忠君。而其更为恶劣的政治后果在于，“后世翘故相以树新党者，相实为之倡。是殆授兴革之权于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党兴，国事数变。”[4]卷四·汉宣帝三意即，魏相是朋党兴起的始作俑者。二则，船山又认为：“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前49-前3

5、3年），其依据是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向）等人为了攻击宦官弘恭、石显等，“乃借资于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祸。”在他看来，“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5]卷二十八·汉纪二十·元帝初元二年（前四七），从而落下把柄而引起无尽的争论。三则，“朋党之兴，其始于窦宪之诛乎！”这是船山的又一种说法，他有意识地将其与霍光和王莽之死加以比较，指出对前者的打击“尽举其宗族宾客名之以党，收捕考治之，党之名立，而党祸遂延于后世。”打击被扩大化，“君子”与“小人”各以己方的势力打击对方，所用的手段没有本质的差别，这可以视为党

6、争的最高形式，其残酷性也是前两种所无法比拟的，最终的结果便是“自戕而戕国”[6]卷七·后汉和帝四。对西汉这几起政治事件的认识，也就是船山对朋党之兴的认识。　　对于东汉的党锢之祸，范晔对其起始和过程阐述得相当明了，概而言之，“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7]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序论》。船山的重点在论，没有特别注意其起始和发展过程，这点自不必议；他对于“党锢诸贤”的评价，颇有不同于范晔的地方。简要比较关于党锢诸贤的两种评价，即“忠以忘身的大节”还是“激以召祸的畸行”，船山认为“言畸行

7、者，奖容容之福以堕士气。言大节者，较为长矣，而犹非定论也”，表明他倾向于认可对党锢诸贤的正面评价。不过，他重点剖析了党人的值得批评之处：一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讲，“忠臣”当有自己的行事原则，对于依附权奸的“琐琐小人”，在“君志移，权奸去，屏息以潜伏而萧条窜匿”的情况下，不应当“无摘要：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

8、色是比较突出的。　　关键词：王船山；党锢之祸；牛李党争；宋代党争　　：K249.2：A：1004-7387（2012）04-0032-07　　近人王桐龄先生在《中国历代党争史》中指出，古代的贤士大夫“语及‘党’之一字，则蹙额掩耳，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