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逻辑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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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企改革的逻辑与进路一、治理时代国企改革开启新征程?30多年巨大的制度转变和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总体上已经建立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齐头并进”的基本经济体制,在政策导向上也始终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实,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国企改革也是个老话题:国企改革自1984年以来一直被当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当前继续坚持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制度法治化的国企改革道路已成为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2、”,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以及继续深化国企改革。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为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画出了路线图。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时代大剧已然如火如荼地展开。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当我们讨论国企改革,我们究竟是在说什么?国有资本应该具体地如何监管,国有企业股东分配红利的比例如何确定等等细节性和技术性问题的讨论无疑非常重要。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用主义的思路能够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却容易滑向机会主义而对长远的改革和发展并无益处。如何理解《决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国企改革”的新内涵、新思路,从而求索国企改革的新路径,开启国企改革的新征程无疑是包括法律

3、人在内的重大研究课题。在全面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时代大框架下,对我国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走向和路径选择进行更加深刻而全局性的法律检讨和审视亦十分必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囿于篇幅和讨论重点,在我们假定中国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不需被质疑后,本文的思考将遵循从理论分析到经验研究再到规则构建的逻辑,试图运用较为宏观叙事的手法并站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高度对下述两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国企改革宏观上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一一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国企改革究竟本质上需要处理的是什么法律关系?需要平衡的是什么法律利益?

4、解决的是什么根本性的法律问题?从法律理论上又该如何展开?二是,国企改革这一宏大的叙事史诗亦决定了我们不能局限于从法律规定看法律问题,否则容易陷人规则的密林而无法洞悉全局,如果我们能够准确把握住国企改革的法律理论内核,那么如何根植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去构建和完善国企改革的宏观法律体系以达成国家通过法治方略实现对国企改革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命题?二、国企改革理论基础的经济法逻辑与思辨国企改革相比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舞台上更受大众关注,大抵是源于企业与人们的直接互动更为密切。而国企改革一直犹如“过山车”般“潮起潮落”、“跌跌撞撞”实际上是由于理论界与实践界在

5、国企改革的实质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所导致的。“法学所要处理的正好‘不是一些可以量化的问题”。国企改革的法学思考必然不需拘泥于经济学所使用的实证分析工具,而需在经济学、企业管理学都不那么擅长的哲学思辨和制度构建上下足功夫。(一)国企改革的法理基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调整从更广泛的意义来审视国企改革的话题,实际上也是对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法永恒命题的撷取。简单的道理不言自明:市场号列车并不直达天堂,政府规制也只是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现代治理有三大要素:一是强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问责。中国的政治体制处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也就是改革的能力。庞大的国有成分,以及强大的政府

6、规制无疑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如此,问题的关键便转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上来。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国企改革的关键即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和政府参与企业的法律规范。中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主要还在于政府自身。对当前国企改革中政府定位的现状进行反思,进而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并从制度层面对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关系进行调整,应成为今后国有企业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立足点之一。其实政府参与市场与企业的程度,既没有科学的应答,也不存在精确的答案。作为政府,当然无须为参与企业而道歉,但是必须清楚自身承担的各种不同角色:政府是庞大财政资金的管理和安排者;是出于经济增长的需要促进企业的发

7、展、构建支持投资的环境,甚至是直接面向企业的主要客户;同时作为规制者行使规制权力、重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最后政府亦可能是股东。政府在上述角色中的转换应当避免教条主义的立场和预设,避免受困于这样的观念:对于企业的绝对控制,只能通过传统方式——直接拥有所有权才能确保,而忽略了探索其他可施加影响力的手段和方式。也许我们应该更少地争论政府参与企业的程度应有多深这一哲学问题,而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如何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具有社会敏感性、能够动态反应的胜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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