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修正案（九）》看虐童行为

《从《刑法修正案（九）》看虐童行为》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从《刑法修正案（九）》看虐童行为一、立法背景及必要性虐童行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并对和谐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比普通的伤害行为更加引人关注。近年来，虐待未成年人的事故频发，从浙江温岭教师颜某虐待幼儿园学生到南京养母虐童案件，一件又一件突破道德底线的案件被曝光，引发社会热议，一颗颗负有正义感的心凝聚在一起，严惩施虐者的呼声高涨，将虐童行为入刑刻不容缓，具有必要性，理由如下。(一)犯罪主体呈现多样化从近年来被曝光的虐童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行为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不再仅仅局限于儿童的亲生父母，还扩大到养父母

2、、继父母、幼儿园老师、保姆等。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长教育观使得不少父母存在家暴行为，认为只有对孩子从严要求，才能让其有所成就，这在我国似乎是一种传统，一种看似合理的存在。然而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与日俱增，在找不到合适的发泄途径时，便会产生不理智的做法，例如幼儿园老师、家庭保姆因不堪忍受孩子们的哭闹而对其“大打出手”，这已然超出了合理的教育与看护限度，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我国《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范围较狭窄，这使得一些负有看护、监护职责的人，例如幼儿教师、保姆，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条文

3、定罪量刑，这一情形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法律的滞后性。《形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使得家庭成员外的行为人及单位的情节恶劣的虐童行为正式纳入了刑法的规制范围，达到入刑条件的施虐者将接受法律的严惩。(二)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关于虐童行为，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故意伤害罪。我国刑法中对于故意伤害罪的要求是达到轻伤程度，显而易见的是，生活中的虐童行为大多未达到这一标准，例如幼儿园教师对儿童实施的扇耳光、揪耳朵等行为，因而很难适用故意伤害罪;造成轻微伤的只能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拘留等行政处罚，难以平民心，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进而对法律的公正

4、性产生了质疑。此外，温州颜某一案中，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因证据不足被退回。寻衅滋事罪是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一般的侵犯对象并不特定，主要指向公共秩序，而幼儿园、学校这类公共场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人员也较为固定，不符合这一要件;其次其行为多表现为随意殴打、骚扰他人、任意损毁财务、在公共场所闹事并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并不适合虐童行为。我国现行其他法律中对于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定不够明确且相应的责任力度不足，因而对这一残酷行为并未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第二款“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

5、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规定模糊，任何组织是哪些组织，有关部门又具体是哪些部门，当这些组织与个人都不去行使这一权利时，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受到保障?而“法律责任”一章中的规定更令人“寒心”，父母、监护人、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不履行监护职责、实施体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只处以轻微的行政处罚，力度之弱根本无法起到任何教育与惩戒作用，更不要说避免恶性事件的再次发生了。(三)被害人的特殊性自我保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因素。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又由于长久生活在长辈们的呵护甚至溺爱之下，性格中可能缺

6、少刚性的一部分，与成年人相比自我保护的认知水平和能力较差，当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他们往往束手无措，有的甚至因为胆小而不敢告诉家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施虐行为的存在。虐童行为因被害人的特殊性，使得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大。未成年人处于成长的重要阶段，而虐童行为往往对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甚至留下心理阴影，在事件发生后若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极有可能对其性格塑造乃至今后的身心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伴随其一生，甚至产生极端行为，因而这比对成年人的一般伤害行为的危害性更大，所以理应受到严厉处罚。正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这一特质，很多国家都将虐童行为

7、单独立法，配以详尽完善的制度措施与保障机制，例如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的《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日本于2000年颁布的《虐待儿童防治法》。二、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完善(一)增加了“告诉才处理“的例外我国刑法将虐待罪规定为亲告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内部和谐，更像是符合了“家丑不可外传”的传统习惯，但这并不尽合理。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人一方，即使是遭受了严重的虐待，由于没有能力主动报案，或者即使报案了也不能提供证据，由此常常使得司法程序难以启动;其次儿童在受到家庭成员，多为父母的虐待时，因无法行使独立的诉权，而丧失了获得法律保护的途径，因

8、为作为其监护人的父母是不可能自己告自己或者“大义灭亲”的。修正案(九)增加了例外条款——“但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相较于过去，加强了对弱者的保护，公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