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皇帝”与地方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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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皇帝”与地方专制主义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痛恨的不是皇帝，而是土皇帝。学者大多研究中央层面的专制主义，而对地方层面的专制主义鲜有论及。地方专制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国家法律的蔑视，以地方的“土政策”消解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以发展的名义集体滥用权力，“一把手”高度集权，利用公共资源营造严密的庇护X络。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的认识，学界有四种影响较大的解释范式（paradigm），一是乡绅自治说。皇权止于县，县以下实行自治。温铁军概括为“国权（或皇权）不下县”，秦晖将之拓展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种乡绅

2、自治并非排除皇权的影响，而是皇权下的自治。传统中国的正式国家机构虽然只设在县一级，但并非皇权只达到县一级为止，事实上，皇权仍然以里社、乡里和保甲等制度安排进入乡村社会并影响千家万户。只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辐射强度呈不断递减律，愈是离皇权越远的乡村地区，皇权的控制力度就愈弱。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注意到中国的皇权“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一出城墙，皇家行政的威力就一落千丈，无所作为了。因为除了本身就足够厉害的宗族势力外，它还得面对乡村本身有组织的自治。”[2]二是双重秩序结构说。舒绣文（VivienneShue）认

3、为，传统中国社会存在两种秩序和结构，一种是官治秩序，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trapezoidstructure），一种是自治秩序，以家族为中心，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自治体，各自治体相互隔离，形成蜂窝结构（honeybstructure）。乡绅阶层将这两种秩序和结构连接起来。[3]传统中国乡村的官治与自治，构成皇权与绅权二元权威结构。三是大共同体本位说。秦晖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中国历来有“官逼民反”之说而从无“主逼佃反”之说。秦

4、晖进而认为，与西方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可能有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4]四是国家政权内卷说。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古代中国崇尚无为而治，并不讲求“效益”，故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政权内卷化问题。只有到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的扩张和延伸中才造成了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involution），国家政权依赖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在乡村社会的控制，致使国家经纪体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5]上述解释模型对中国乡村政治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笔者看来，不

5、能因为某种解释模型不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就否认其价值。同时，与其认为上述解释模型是彼此对立和相互替代的，毋宁说它们是相互补充和不断延展的。追求一种贯通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的理论解释模型，或许是学界的一个思维陷阱。一在中国乡村社会政治中，还存在着一种“土皇帝”和地方专制主义现象。这种现象几乎贯穿古今。中国的皇帝制度历史悠久，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首创皇帝制度，到1911年清朝宣统皇帝逊位，经历了2132年。作为欲望无穷的人类，却生活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面对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的矛盾，争做皇帝以放纵欲望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普遍梦想。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

6、中，皇帝代表了最高权威，是人世间欲望的最大满足者，是为所欲为的惟一代表。但俗话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做皇帝的“指标有限”，一国之内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同时态的只能有一位，而继承皇位的资格只能是皇子皇孙。除了这种正常的皇帝产生程序外，非正常的皇帝产生程序要不是阴谋篡位，就是暴力夺位。无论哪种方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梦想黄袍加身是绝无希望的。但做皇帝之梦的欲望又不能根除，于是出现了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做“土皇帝”。“土皇帝”就是那些在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各组织各单位掌握垄断资源、为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而比照皇帝的享乐待遇、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

7、法无天、无恶不作的人。自古及今，“土皇帝”在中国绵延不断。在推翻帝制后孙中山就感叹中国打倒了一个大皇帝，却冒出了无数的“小皇帝”、“土皇帝”，于是孙中山与国人相约：“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6]袁世凯不知时势冒然称帝，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结局。从此以后，鉴于公开称帝的社会成本太高、政治风险太大，中国想做皇帝的人就不再图那个“皇帝”的名号，而采取“去其名而取其实”的策略。在封建社会，中国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不是皇帝，而是“土皇帝”。“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

8、的地方官。”[7]这些大大小小、遍布全国、多如牛毛的地方官，就是一个地方之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