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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档案史料看清代青海湖祭海的兴盛与衰敝档案史料是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是记录历史且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在一个多民族王朝之中,文化是多元的,每个民族和地方都得以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的原生态和完整性。清朝改变了王朝传统的中心、边陲之分,形成了中原与边疆并列,多民族、多中心、多宗教、多重体制的帝国形态。如果说清之前历代王朝对于青海湖的敕封与遥祭,是为了追求四海一统、神权统一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清雍正之后的祭海会盟则不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神权统一,而且还借此巩固了政权上的统一。一、档案语境中的西海祠庙沿革据青海省档案馆资
2、料,青海湖古称西海,祭祀西海自古十分兴盛,不论是官方的遥祭还是近祭,或是民间祭祀,其背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调整,是信仰、权力与秩序排列组合的结果。明确四海有祠庙最早要追溯到秦德公时期,四海祠为雍地百余祠之一。此后历代在京郊建有四海祠,岁时祭祀。到南朝梁时期,梁郊祀的海神由一变为四,即东南西北四海神座。《隋书?礼仪志》曰:“其郡国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渎若海应祠者,以孟春、仲冬祠之。”[1]可以看出,梁时地方上开始有了由地方官员管理的海神祠,东南西北各神得到独立祭祀。梁朝的祭祀制度对隋唐吉礼应该说产
3、生了重要影响。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朝廷中有大臣向隋文帝建议,大海宽阔无边神秘莫测,海神灵应昭著,应在近海处建祠祭祀,才能表达人间帝王对海神的敬畏和虔诚。于是隋文帝下诏建四海神庙祭四海,于浙江会稽县建立东海神祠,在广州南海建南海神祠。档案资料显示,公元751年,唐玄宗加封四海五岳,封西海为“广润王”,并进行遥祭。历代君王、中央政府加封、祭祀青海湖的制度由此而发轫。根据唐玄宗开元礼,立秋日设坛遥祭或由京城派大员到同州府(今陕西大荔县)河神庙,先祭大河后祭西海。宋太宗时规定立秋日,祀河渎于河中府,同时西海就河
4、渎庙望祭。宋大观年间,黄河先后三次“变浊为清”。先在干宁、保平两地分别出现持续一天的河清现象。大观二年(1108年)冬,陕西同州(今大荔)韩城、合阳之间,黄河变清。黄河变清,宋人识为瑞象,徽宗(赵佶)诏遣尚书往祭。尚书请示修饰韩城河渎庙,皇帝赐币券以经费用。政和二年秋工成,赐“灵源”为号。京兆(今西安市)知府陈振撰写碑文记述河清及修庙事宜。河中府西海神庙,在明宣德九年(1434年)、正统、隆庆至万历等朝多有修缮。“对于遥祭海读所表达的含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通过敬神的具体仪式,把人(统治者)的意志,先转化成为神
5、的意志,再由神的意志还原成为人(统治者)的意志。”[2]至清雍正时期,自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清廷的遥祭青海湖变为派朝廷大员亲赴湖畔近祭,藉此加强对青海及周边地区的控制。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诏封“灵显宣威青海神”,并于同年九月在青海湖克图垭豁,竖立由满、蒙、汉文书写阴刻的“灵显青海之神”的石碑一块,并筑碑亭(会亭子)一座,为青海湖畔西海神祭祀建筑之雏形。此后祭海便在碑亭旁设帐举行。在河中府河神庙中不再作西海神的专祀。二、乾隆朝的祭海和祭礼的规范对政权的维护和巩固始终是青海湖祭海的本质命题。“要想理解宗教
6、,首先要研究各种仪式,在所有的宗教中,最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因素是仪式,从对仪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古代祭祀崇拜的最本质的内容。”[3]据青海省当地有关馆藏档案,《豫师青海奏稿》中有一段关于青海蒙古各盟旗请求清廷加封号的记述:“蒙古众王公、台吉,住牧青海地面,辈辈身受大皇帝重恩……我们地方海神,自从前蒙大皇帝敕封灵显神号,又每年遣官致祭,我们这里人畜平安,水草畅茂,皆赖神灵保护。恳祈转奏大皇帝与我们海神赏赐匾额,并加封号等情前来。”[4]可见,对于皇帝神权的认可,会自然地转化成对于皇帝统治权的认同,说明祭
7、海维护神权,会盟巩固政权,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乾隆二十六年,用礼臣议,改岳、镇、海、渎遣官六人,长白山、北海、北镇一人,西岳、西镇、江渎一人,东岳、东镇、东海、南镇一人,中南二岳、济淮二渎一人,北岳、中镇、西海、河渎一人,南海一人。当是时,海神庙飨,所在多有,惟北海尚阙。四十三年,始建山海关北海神庙。说明东、南、西海在乾隆时期都有固定的官方祭祀建筑,克图垭豁碑亭定位为西海神庙应确证无疑。到乾隆时期,“原设一年会盟一次,三年后,间年会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宁总理夷情副都统保祝,似四十族番民渐知礼法,奏改间二年差章
8、京一员、守备一员,带绿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会盟一次。”[5]此时因政局稳定,改为二年或三年举行一次。乾隆二十八年,鉴于“青海蒙古等游牧地方,距会盟处远者颇多,如改为三年,事体并无胎误,蒙古亦可省往返费。”[6]确定“至三年会盟之年,开列在京侍郎、副部统、御前侍卫、干清门侍卫职名具奏,恭候钦派,驰驿至西宁。由西宁出口,令彼处总兵、道员照会盟例所需赏项、经宴、缎匹等物拨发,派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