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食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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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特的“食货”之路人类社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经济活动。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每个民族在解决他们自身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总是采取富有民族特色的特殊方式。由此，使得每个民族在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上留下本民族的足迹。中华民族在自己长期的经济活动中所经过的历程同样具有本民族的历史特殊性。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总结，是开拓现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先决条件。只有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60历史特殊性，才能认识到要振兴中国经济，决不能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只有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特殊性，才能找到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的道路

2、。第一节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礼记·礼运》记载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这里的“大同

3、”与“小康”，是指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在原始社会里，“天下为公”，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很低，生产工具原始落后，面对大自然的挑战，人们只能通过集体劳动，来谋取生存和发展。同时，生产出来的物质生活资料，除了平均消费，没有剩余，因此就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同时也就没有什么盗窃的事情发生。到原始社会后期，伴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这两次社会大分工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还有了剩余，于是就出现了产品的交换。《淮南子·齐俗》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

4、牧，陆处者农，……得此所有易所无，所工易所拙。”《易·系辞传》也说：“尧舜氏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这些记载，固然是传说，但它反映了中国氏族公社末期交换经济萌芽的历史事实。最初，这种交换活动只是在氏族之间进行，氏族首领掌握着进行交换的权力。随着交换活动的扩大，氏族首领便利用职权把交换来的产品据为已有，变成了私人财产。到后来，交换进一步渗入到氏族公社内部，氏族成员也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私有物进行交换，于是私有财产就出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会发生贫富分化，结果就产生了拥有大量财产的剥削阶级和丧失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最后，“天

5、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就被“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取而代之。孔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一语，点破了中国私有制社会的哑谜。在中国，取代“天下为公”私有制并不是像希腊、罗马那样的个人私有制。恩格斯说，在希腊，“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①]。中国的私有制则是家族私有制。这是中西社会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同希腊、罗马一样，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私有产是畜群。所不同的是，中国在私有制

6、起源的过程中是以家族私有的形式来占有畜群的。古文“家”从古文“豕”。“豕”乃猪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最为主要的一种“家畜”。屋下覆豕，正是家族占有畜群的反映。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私”字的含义，可能会更加明白私有制与家族的关系。《韩非子·五蠹》载：“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自环”者，即家居之围墙也。正因为家族是占有财产的基本单位，所以要修造围墙，防范盗窃。家族的私有财产由家长掌握，其他家庭成员不准染指。所以，在中国私有制社会里，一般说来是没有个人的私有权力，只有家族的私有权力。正因为这个原故，孔子在谈到“大同”与“小康”的区

7、别时，要用“天下为家”来同“天下为公”相对立。正因为“天下为家”，所以才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孔子提到的四种人际关系，竟有三种涉及到家庭成员的关系，即父子、兄弟，夫妇。可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这种以家族为占有财产单位的私有制，对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其长久、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节“亚细亚生产方式”——夏、商奴隶社会经济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这里所提出的“亚细

8、亚生产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聚讼的悬案[③]。我们同意争论中的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