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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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　　关于亲亲相隐问题，学界聚讼纷纭、精彩纷呈，该争论跨越中西，沟通哲法。研究过往文献，我们发现无论论者是坚持儒家义理还是所谓的西学普适性立场，他们背后的基本架构大体不出现代启蒙理性之外，并且论战双方除了打出同情的理解、逻辑的奥卡姆剃刀等旗帜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方法论的自觉。　　一、中西古典政治哲学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人性的高下之分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信仰，现代政治哲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身心能力的平等。人性之分对应的是群体之别，群体之别才会有哲学与政治以及所谓的哲学的政治转向问题，而政治转向被认为是生活转向，最终实现的是生活的和解，而生活总是大众的

2、，所以其实质实现的是哲人与群众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民人的和解与和谐，当然是否存在此一转向、转向的方式以及转向是否成功则另当别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哲学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中西之间是高度一致的，虽然在具体关系的设置上存有云泥之别。　　(一)苏格拉底哲学中哲人与民人的冲突　　如果借用苏格拉底著名的洞穴比喻进行类比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型构出以下几种可能的哲人一民人关系的类型学。从《理想国》的洞穴中上升了的哲人有几种最可能的生活等待着他的决断，第一就是永久性地停留在那个理性的无限美好的世界，过着一种中国道家式的逍遥生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游叙弗伦》为我们道出了这一生

3、活的可能性，雅典人想到某人很聪明却不以聪明传人的时候，是不怎么在乎的;第二返回洞穴，经过短暂的视力修复，充当城邦的牛蛇，挑战那些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者的习惯、情感、信仰和生活方式，追问何谓正义，何谓虔诚、勇敢等问题，声称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活，使民无所措手足。　　(二)儒家哲学中哲人与民人的圆融　　儒家政治哲学也讲哲人与民人之别，但在具体关系的勘定上殊异于古希腊特别是苏格拉底哲学，因为在儒家看来，天下生民，无论贤与不肖，都共享形上天性，参与宇宙之大化流行，儒家强调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孟子讲尽其心者，

4、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等等。这就从形而上学的层面阻断了哲人与民人、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不像古希腊哲学从根本的形上材质上把天下生民断为两节，这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亲亲相隐的儒家案例法分析　　儒家圣人为万世立法，为人伦确立基本秩序，但是这些法则往往是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圣人法是一种案例法(caselaiddot;子路》，原文是这样的: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关于直案

5、的解读，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首先确定两个问题，其一，参与对话的人，也就是叶公，是什么人的问题，其二，这个对话讨论的案件性质是什么?所问和所答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一讲到叶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叶公好龙这个成语中那个表里不一、言不由衷、好高鹜远的叶公，没错，就是这个叶公，儒家对其一直怀有偏见，孔子也不例外，所以在叶公问孔子于子路时，子路不对，子路都懒得搭理他。实际上，这个叶公，即沈诸梁，并没有儒家想象的那样不堪，其后来还成为春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二)孟子关于舜的问题　　除了以上直案之外，关于亲亲相隐问题，学界争论较多还有孟子关于圣王舜的两次对话，可以分别称之为警雯案和象

6、案，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警雯案: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警雯杀人，则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展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象案: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曰:仁人之放弟也，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　　反对的观点认为，在这两个案例中，舜要么将父子有亲的血亲伦理置于遵守法律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徇情枉法;要么将兄弟有爱的血亲伦理置于任人唯贤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任人唯亲，总结起来就是舜的行为是一种徇情枉法和

7、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舜父杀人的出现是一个个案而不是普遍现象，但舜是天子，是儒家的楷模，舜如果在行动上支持皋陶逮捕警雯，就可能出现普遍化的父子、母子、兄弟、夫妇间的相互告发、相互残害，如前所述，个体、家庭、社会伦理将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整个社会更加难以收拾、调治。这种辩护意见，大体上还是属于实用主义进路，主要从外在行为的示范效应上进行分析，在对象的辩护上，该种观点认为舜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