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救火抗战时期胡适的和战观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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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鹦鵡救火”：抗战时期朗适的和战观辨析孙晓妞李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宄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篋摘要：胡适在抗战爆发后对待战争的态度有较为明显的转变，一言以蔽之，即由主和到主战。但是，过于关注同质化的外壳都会在“非此即彼”之间做出简单粗陋的对比和评价。实际上，胡适的和战观掺杂着许多不为一个统一观点所“整合”之物，无疑随着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游移，而非铁板一块。本文试图剥离“和”与“战”的外在言说机制，而将目光聚焦到胡适一贯坚持的“鹦鹉救火”理想，探宄影响胡适做出选择的自我身份定位、内在思想资源及其民族国家观念等，试图勾勒胡适抗战

2、时期在“火”面前“施救”的焦灼与内在辩难。关键词：胡适;抗战和战观;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基金：2016年度国家社科某金一般项目“教育视阈下民国诗歌史料的整理与研宄”（批准号16BZW115）的阶段性成果就胡适对待抗战的态度而言，“和”与“战”的评说机制显得过于平面化和缺少弹性，虽然“亦战亦和”的缓冲地带终究被切断和明晰化，但是站在胡适变易自己言说方式这一临界点上，或可引申出一种“凝视”的力量。从胡适注意力的集中之处可知，胡适对待抗战态度的内在理路实则延续着胡适一贯坚持的“鹦鹉救火”理想，那么，在救济的前提之下，“鹦鹉”何为

3、?他必须不断变换角度与自我信仰、民族主义、政治生态、文化理想等内外焦灼的话题对话辩难，其羽翼之单薄与波澜壮阔的抗战图景形成对比，描绘出生动的现场感，却也因此凭借一种恰如“鹦鹉”般象征性的俯视视角与同时代拉开距离。一可堪调试的姿态:在“魏阙”与“江湖”之间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记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可见他的心情并没有太起波澜，反倒颇有些意料之屮，他唱和着陈寅恪“黄龙亦已陈”的感慨，反躬自问“事事落在人后，怎能不受人侵略”。随着局势的

4、日益紧张，这种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亡国之恨极其相似的情感言说方式在以胡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圈子间逐渐学理化起来，怀古式、个人式的悲叹作为感情的一极进而被整合并强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独立”的认识和言说，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本想凭借“自己的工作”，求得“一点思想言论自由”，却出于“对于政治的兴趣”，不得不徘徊在“魏阙”与“江湖”之间调试自己的姿态。回溯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的经历，从主要撰稿者（高一涵、任永叔、陈衡哲、徐志摩等）构成的“圈子”可见，彼时的胡适保持着对政治的“低

5、调”，但其内在理路却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譬如，1933年4月胡适婉拒出任教育部长的请求，为的是不让“行政”损伤了“学问”。在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眼中，“议政”与“参政”意味着自由与困境两种不同境地的分野，但是这种过于刻意的二分法以及落实在纸面上的表白文字其实遮蔽了知识分子内心的假想和预设的另外一种可能。从以胡适为屮心的“学人圈”纷纷跌入“政治圈”，到胡适1938年9月28日出任驻美大使，无一不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早年间“好人政府”的理想，也坐实了昔日自我“预设的另外一种可能”。问题的关键在

6、于，知识分子从“学问”的角度考量政治必定会生出许多龃龉，其所受专.业训练及历史经验与现实的政治操作之间存在着较人的裂隙。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么胡适主张“和平”的意见便会被指认为道德的陷落，因此，从胡适在政与学中间调试姿态出发，便获取了一条进入胡适“危险”言论的路径。同时，如何保持一种张弛有度、若即若离的距离从而不失却“独立”的自由，成为胡适们怀想“为国家尽一点力”的立场与底线;责任心的负累也带给知识分子内心天平的失衡，于心筑的“魏阙”与“江湖”之间，胡适还是真正“为国家牺牲”了“独立自由的生活”，虽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政

7、治成绩，但不失为恢复为战争所打破的平衡感之努力。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虽然积极促美援中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一向沉稳豁达的胡适在政治外交场域之外却时时闪现焦虑的一面。与此同时，胡适在任期间始终招致蒋介石的不满。1939年胡适刚上任不久，蒋介石便对胡适心生嫌隙，他在口记中讽刺胡适的“外交”能力，并准备将其调离。1940年6月，蒋介石将罗斯福不理会自己的借款之举归咎于胡适，认为罗斯福的冷淡皆为胡适“不知努力”造成，斥其为“半人、毫无灵魂与常识之人”。宋子文赴美后，蒋介石甚至电告宋子文“对外涉事，不必令适之参与”，更是逐渐疏远了胡适

8、。然而在这之前，胡适等学人还被视作社会精英而为国民党高层势力所争夺，胡适与蒋介石之外的政治势力多有接触，而对蒋并无太多好感。1938年春，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胡适与张君劢、王雪艇、张公权、张季鸾等十一人入选名单。如此一来，蒋介石煞费苦心地邀请胡适“出山”，在国难面前暂时容忍了时常怀“言论的冲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