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谱与文学史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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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年谱与文学史结合的典范关于年谱与文学史结合的典范导读：年谱与文学史结合的典范比如陈西滢便指此书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虽然此种指责当时便得到鲁迅的反驳，后来孙俍工又将盐谷温著作译入、增田涉将鲁迅著作译出，中日两国都有条件将二著详加比勘，再加上后人知道当时谣传抄袭的实是郭希汾的同名著作（郭氏之作本即编译），当可洗清这一指责，但此事却直到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平息，其深层理由实在于此。然《明代小说史》的突破与《明代小说编年史》中国古代小说本来是下里巴人的娱乐，它们的生命力都在勾栏瓦肆的宣讲、田间地头的龙门阵和消磨时光的闲暇之中，很难进入知识的传承与学者的书

2、斋。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西方小说体制与观念涌入国内，与当时希望变革的有识之士一拍即合，开始了所谓的小说界革命。此后，中国文学的座次开始重排，昔日完全自生自灭的小说逐渐登堂入室，成为文学世界中备受关注的一体。当然，从西方传来这种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输入对这种文体的研究。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得风气之先结撰的小说研究著作，其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开疆拓土。不过，正因为自来无史，这部著作的横空出世还引起了很多的猜测，比如陈西滢便指此书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虽然此种指责当时便得到鲁迅的反驳，后来

3、孙俍工又将盐谷温著作译入、增田涉将鲁迅著作译出，中日两国都有条件将二著详加比勘，再加上后人知道当时谣传抄袭的实是郭希汾的同名著作（郭氏之作本即编译），当可洗清这一指责，但此事却直到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平息，其深层理由实在于此。然而，随着鲁迅著作的经典化，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便一直笼罩在这部开山之作中，难于走出其所设定的框架以及叙述的方式。真正打破这一叙述模式的小说史著述，当属陈大康教授的《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此书“以其独特的历史审视角度、学术研究模型和历史叙事风格，异军突起，格外令人瞩目”（郭英德《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策

4、略——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明代小说史》创获甚多，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创获是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的例举、赏鉴、点评式小说史转换成为学术论述式小说史，也就是说，从介绍小说的叙述方式转换为研究小说发展的历史。这一创获当然离不开近百年以来古代小说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实绩，自然也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思维与坚定的学术立场。但我们还应该承认，最直接也最关键的理由却是对明代小说文献资料掌握的全备、对史料解读的精确以及对小说史发展的那种无微不至的体察——而这些成就的获得，都来自于书后所附15万言的《明代小说编年史》，它不仅仅是写作正文前的资料准备，对于此书而言，

5、它还有着更重要的作用，正如在后记中所作的比喻，“编年的编纂可比作点的凸现与据此描绘曲线。根据若干个点可以描绘一条曲线，但它与实际曾有过的曲线很可能不甚吻合，甚至差距极大，只有取点足够多时，据此描绘出的曲线才较可能逼近原先实际有过的曲线。”这便是对明代270余年小说创作的走向及其间的变化进行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小说史编撰的秘诀，同时也是此著能够走出《中国小说史略》的关键理由。《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的积累《明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了这部书，明代的小说轨迹就有了较为清晰的曲线。于是，大家都期待着3关于年谱与文学史结合的典范导读：年谱与文学

6、史结合的典范陈大康能再为学界奉献出一部可与此并驾齐驱的《清代小说史》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著出版两年后，却向学界奉献出了一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编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都知道，晚清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学术积累又颇为薄弱的领域，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又有着极为繁多且庞杂的资料需要清理。所以，一般来说，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可能会因此阶段的小说创作风气与前大有不同而将其悬置，民国小说的研究者也因此阶段创作尚未完全摆脱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响而将其忽略，于是这段历史时期便成为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段“空

7、白”时期。近期以来，由于小说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日人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即为一例，然而，其收书时限定在1902年至1919年，这一断限或者可以照顾到新小说界革命之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创作的样貌，但却无法将1840年以来小说的渐变曲线描绘清楚。更重要的是，此书以辞典的方式来收录条目，这产生两个理由：一是仍然无法完整反映出历史的线索；二是条目收录均为简单的簿记式，无法提供更全面的文献资料。而《编年》则以1840年至1911年为时间断限，更符合晚清小说发展的真实走向。而且后出转精，较樽本照雄书收录更多

8、，如小说界革命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小说创作数量，郭延礼先生曾据樽本书编制各年之创作表，可知此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