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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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腐败魔法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因此，如何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郑重提出了应对“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破解“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重大时代命题，再一次把科学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

2、党的领导人的关切所在。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邓小平警示大家：“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虽然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魔法也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

3、底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如何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滞后反腐败尤须“顶层设计”。在我们的反腐败战略中，“顶层设计”的滞后造成了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滋生蔓延之痛。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果有被严峻的腐败形势所抵消或得而复失的可能,执政党的一些执政资源也有丧失的危险。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问题时张冠李戴。在反腐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反腐败的优秀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尤物，致使最核心

4、、最根本的制度反腐败措施难以实质性启动。第二，分析问题时讳疾忌医。在谋划反腐败战略时，片面地认为是“外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外”来解决。如把对既得利益势力垄断制、一把手体制、潜规则和明规则双轨运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发的病变和腐败乱象，都统统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皇权思想的作祟，而不去触动改革现行体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第三，现有反腐败架构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现有的解决腐败问题的战略架构常常脱离源点，导致畸形的监督权配置无法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之虎，粗放

5、的反腐体制无法适应权利时代的全民反腐诉求，封闭的反腐模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开放的反腐机制建设，无学科化支撑的反腐之策无力应对“易发多发”的腐败之风。因此，怎么样把握改革“时间窗口”，加强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到上下互动、内外结合，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紧迫任务。主体结构缺陷如何改善结构、注重质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致使我们犯大错误的“总病根”。近年来，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光环，衍生和掩盖了突出的结构性

6、矛盾，但掩盖不了主体结构缺陷是制约和影响我国反腐甚至是改革开放进程的根源性风险因子的事实。这些缺陷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第一，权力结构僵化。我国现行的权力结构，是按照140年前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借鉴苏联模式，初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成为从上自下高度并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

7、”。第二，经济结构缺陷。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规模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结构竞争力长期在低位徘徊，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无形之手”权重过小，“有形之手”权重过大，因为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的结构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经济发展有失去精进动力的危险。第三，队伍结构不优。据中组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产党员达8000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8%，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不断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员质量建设有所忽视。一些地方出现入党功利化

8、、手段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干部“年轻化”，致使“年轻化”这一权宜之计，成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长久之策。从而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备受压抑。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产生着各种“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剧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在“年龄缩水”、“文凭注水”的“两水”压力下，催生了一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