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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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德治”的重要性“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

2、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

3、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

4、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恶，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时之副》）。他认为，如果老百姓没有好恶，那么国家的管理行为就会失去针对性。

5、“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其势而无以为贵矣。”（《保位权》）可见人性好恶是国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人性好恶是一种客观存在，“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保位权》）。在国家统治行为中，“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统治手段。对于赏罚问题，董仲舒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赏罚要落

6、到实处，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依据，即“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罚”是老百姓厌恶而不乐于接受的，因此“罚”要适当，过份的惩罚会造成恶性循环，逼使违法者更加作恶。“赏”符合每个人的欲望，但“赏”也不能过份，对老百姓的欲望过分满足，他们就不会以此为贵，从而失去奖赏的作用，“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权》）。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虽然董仲舒认为“德治

7、”、“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主刑辅”），实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根据董仲舒的“德”、“刑”阴阳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阴阳义》）。他认为根据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间有一个先后、贵贱和主次之分。“天出阳为暖以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