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治与法治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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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人治与法治思想的渊源2005-6-2111:06:21来源:河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学院有关“人治”与“法治”的争论由来已久。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人治”思想逐步被否定，“法治”观念渐入人心。1999年三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载入宪法。这是党和人民对法治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实践上的突破，同时也体现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至此，“人治”“法治”之争始有定论。       一、人治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       它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实施国家管理国家。在实行“人治”的国家中，一切依最高掌权者个人意志

2、甚至个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国家的安危治乱，盛衰兴亡完全取决于最高掌权者是否“贤明”。它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国王或皇帝一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实行个人专制或独裁；第二，国王或皇帝“言出法随”、“口含天宪”、“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第三，国王或皇帝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行使权力不受任何制度和法律的限制；第四，法律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国王或皇帝是否重视法律，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实际上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人治”向人们展示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或制度：掌握国家权力的国王或皇帝个人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曾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下国王

3、一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治国原则，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普鲁士国王的“心意和愿望”就是“国家的根本法律”。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惟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有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所做的和所想的”就是“普鲁士国家所做的和所想的”，统治着他的全体臣民的，不是那合理化的法律，而是那充满了感情的国王的活的心灵。这就是马克思对封建制度下“人治”的生动而真实的描绘。       马克思还分析了封建专制及其人治产生的经济根源——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

4、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共同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形成一个阶级。但是“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一人身上，靠主宰自己的权威的施舍过日子，这种小农经济

5、决定的小农意识，恰恰是封建专制政体及其“人治”长期存在而又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因之一。       二、人治之所以有这样悠久的历史，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在中国，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人治”的观念，但从他们的实际主张上看，他们是倡导将人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的。孔子说过：“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这里，孔子并不是一般地讲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而是说，国家的盛衰兴亡取决于有无贤明的君主。荀子作为儒家的继承人，在“为政在人”的观点上与孔子如出一辙。他提出“有治人，无治法”。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法者，法之端也”。虽然治

6、理国家也需要法，但“君子者，法之原也”。法是人制定的，仍然取决于作为统治者的君子。由于国事复杂多变，法律不可能概括无遗，又不能临机应变，这完全仰仗君子来解决。有了君子，即使有法不至，职不通的地方，也可以“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法家韩非子指出，“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贤君，也不一定能治理好国家。而非圣贤的“中主”只要能“抱法去势，”也能治理好国家。“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可见，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但韩非子所构想的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法治”与今天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 

7、      在西方也曾出现过类似我国儒家的人治主张和人治制度，古西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倡导“贤人政治”，主张由一个有智慧的哲学家当国王，来治理国家。他认为“在各种政府形式中，只有一种政府形式是最妥当的，它是真正的政府，这种政府的统治者懂得科学，而不是不懂得科学。至于这种政府是否要受法律统治，那都是无足轻重的。”与我国儒家不同的是，柏拉图并不赞成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而主张建立一种混合政体。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人治总是同专制或独裁政体相联系的。历史证明，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的人治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