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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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摘要]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它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主要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动力量，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关键词]泰伯；民间信仰；儒家化　　　　一、引言　　　　在宋元以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化”和“儒家化”两个概念。“国家化”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地方上有

2、功于民的神灵纳入祀典，并令全国各府州县立庙遣官致祭的现象。神灵国家化的典型是城隍。这一现象始于宋代，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间信仰日益多元化，为加强社会控制，朝廷通过对神灵“赐额”、“赐号”的政策，将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以规范民间诸神。可以说，“国家化”是宋代朝廷应对民间信仰多元化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儒家化”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神灵儒家化的典型是关羽。“儒家化”始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对它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学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加深对明清社会特点的认识。有些学

3、者虽不从事民间信仰研究，也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得出了儒家化或儒生化的结论，如梁其姿通过对明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出现了一种儒生化的趋势。正因如此，这一问题颇有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备受关注。　　当前对民间信仰的儒家化研究可概括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儒家化过程中的突出事件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展现事件中的矛盾冲突，分析在儒家化过程中，朝廷、地方精英、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以某一神灵的儒家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神灵形象在不同时期变迁情况的考辨，探讨儒家化过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研究思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化到底开始于何时，根源何在，

4、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推动了儒家化。要对上述问题有所结论，仅有关羽信仰等少数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试图以江南的泰伯信仰为研究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论述。　　　　二、泰伯信仰的形成与儒家化　　　　泰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父季历的长兄，其事迹详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和仲雍既是吴国的创建者，也是吴文化的创始人，对他的祭祀与崇拜，在巫觋之风盛行的吴地源远流长。明清时期的泰伯信仰主要集中在苏州府和常州府的无锡

5、县，在常州府的其他地区，对吴人先祖的崇拜则主要表现为对泰伯之弟仲雍和仲雍后代季札的祭祀。苏州府泰伯庙有二：一处在吴县闾门内，吴越时由阊门外移至阊门内；一处在元和县唯亭镇。常州府泰伯庙有三，皆在无锡县境内：一处位于无锡惠山，一处位于城内娄巷，一处位于无锡县梅里乡。　　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苏州至德庙在吴县阊门外，汉永兴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阊门外雁宕屯南”，庙的建立可界定为泰伯信仰形成的标志。当时，泰伯的后世仍然可考，史料中详细记载了朝廷赏赐泰伯第四十一世孙吴如胜的具体情况，由此可以推测，此时泰伯信仰应是吴地的一种较原始的先祖崇拜。　　唐垂拱二年(686)，宰相狄

6、仁杰禁毁江南淫祠1700多处，仅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员”四祠，这样，江南的泰伯信仰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进一步延伸、拓展。值得注意的是，泰伯未被列入淫祠之列，并不是出于泰伯本人高尚的谦让之德。因为终唐之世，朝廷始终未确立儒家道德为主流道德，而且唐人小说中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也与后世儒家所推崇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泰伯神相去甚远。在唐人李玫的《纂异记》(《太平广记》卷2806刘景复》条引《纂异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泰伯信仰的记载：　　吴太伯祠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时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

7、棒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　　李玫笔下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与历史上的泰伯相去甚远，这种区别唐人陆长源早已有过关注。《辨疑志》(陶宗仪《说郛》卷23下《泰伯》引《辨疑志》)云：　　吴阊门外有泰伯庙，往来舟船求赛者常溢，泰伯庙东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泰伯长子)里人祭时，巫祝云：“若得福请为泰伯买牛造华盖。”　　陆对此现象颇为不解，又云：　　其如泰伯轻天下以让之，而适于勾昊，岂有顾一牛一盖而为人致福哉!又按《泰伯传》，泰伯无嗣，立弟仲雍，泰伯三郎，不知出何邪?(卷23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