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问题与哲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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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理问题与哲学的困境

2、第1...　　　‘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　　　　　　　　　　　　　　　　　　　　　　　　　　-------Heidegger　　哲学必须以真理为最高目的。　　倘若我们放弃了这个原则，我们所从事的哲学随时都可以可能而且最终必然是倒向非哲学的领域。非理性主义倒向宗教和神秘主义、实用主义倒向市侩哲学，这都是它们各自放弃了这一哲学的最高目的的后果。至于当今盛行的后现代主义，它们自己也承认了，算不上是哲学。只要我们一天有志于哲学事业，我们就必须一天把这一原则贯彻下去。否则，我们干脆宣布：我们所从事的东西和

3、哲学无关。　　但我要说的是，正是这个以真理为最高目的的第一原则使哲学陷入了困境，蒙受了“耻辱”。　　当我们坚持哲学必须以真理为最高目的这条基本的原则之时，我们正是以真理是存在的这个基本的假设和信念为前提基础的。若是没有这个基本的信念，我们的那个最高目的立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而毫无意义。而问题恰恰在于：谁来保证真理存在这个假设命题的正确性呢？哲学发展到今天也没有能够解决真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所有知识仅仅只是靠我们对真理存在这个信念来支撑的，但是没有人向我们保证这个信念的正确性。正是因为这个信念的存在，哲学无法彻底证明任何真理，什么也证明不了，理性因此遭到非难，哲学蒙受耻辱。　　

4、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哲学家，在他进入哲学的始终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真理存在的假设。一旦他放弃了这个信念，他与哲学就开始脱离关系了。同样，任何一个哲学家，在他以真理存在这个信念为基础去寻找真理、证明真理的过程中，他发现寻找和发现真理并不难，难的是彻底地证明那个真理。这种困难不知道难倒了多少哲学家。　　哲学什么也证明不了是哲学的“耻辱”，但哲学的最大的耻辱却在于哲学家用真理存在这个无法证明的假设来证明真理的存在的循环论证。　　现象学可以把一切现象、一切假设都“悬置”起来，但是不可能把真理存在的问题也“悬置”起来。因为这个问题若是“悬置”了，“悬置”本身就是多余的了。　　事实上，面对真理存在与

5、否的问题是哲学的第一位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回避不了，它必须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然后才能提出其它的哲学命题，现象学的“悬置”在这里完全失效。　　任何哲学必须以一个或一个不证自明的公设为前提基础，而任何一派哲学都无法保证它的公设的正确性。但是Husserl的野心却很大，他要建立一种不带任何前提假设的真正科学的哲学。他用中止判断、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的方法把一切尚待证明的前提“悬置”起来，防止转移论题，防止循环论证。比如当我们在解决思维与其对象的关系问题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到假定对象的存在，从而转移了论题，陷入了循环论证。Husserl最终还得乞灵于一个先验主体，他的失败反面印证了这个原则：任何哲学

6、必须以一个或几个不证自明的假设为前提基础，根本不带任何前提假设的哲学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Husserl的失败却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即使哲学必须带有它的不证自明的前提假设，我们也让我们的哲学前提假设泛滥，我们要力求使我们的哲学前提假设最少，少到不能再少。　　那么随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在哲学中不可能再少的前提假设。这样一来，即使我们无法根本改变哲学必须有前提假设的无奈，我们也可以稍微心安一些。　　什么样的前提假设才是哲学的最不可少的前提假设呢？我认为有三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可供选择：　　一　真理存在的假设　　二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假设　　三　语言可以表达思想的假设　　我们考察哲学史可以看到，

7、哲学发展过程正是层层剥除假设前提的过程。近代以前的哲学包括上面三个假设前提，而专注于本体论；近代哲学剥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假设，而专注于认识论；现代西方哲学则同时剥除了语言可以表达思想的假设和思维于存在同一性的假设，而专注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但是我们看到唯一没有被剥除的是第一个假设----真理存在的假设。若是这个假设剥除了，哲学必然陷入虚无主义，也就无所谓哲学问题的解决了。　　从人类的认识史来看，我们判断一种知识的正确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挖掘他的基础，找到它最终根据。这种方法即为基础主义方法，传统哲学就是以它为共同的思维模式，现象学的还原主义方法是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另一种方法

8、是不问其基础是怎样，只看其实际效果如何。这种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实用主义则是其典型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方法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向后，一个向前。如果一个哲学家不是个虚无主义者的话，这两种方法他必选其一，而过去哲学家正是走的这两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