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到郭象《庄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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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庄子》到郭象《庄子注》在庄学发展史上，郭象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一方面从根本上打破了庄学在两汉三百余年间的沈寂局面，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他把《庄子》书改编成流传至今的定本，并且按照玄学的思路提出了自己对庄学的理解，给后世树立了一个解庄的范例。历代学者大多肯定郭象在庄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但是对郭象的庄学本身却是褒贬不一。褒之者称郭象之注“真可谓得庄生之旨”，“其高处有发庄义所未及者”，贬之者则认为郭象的庄学曲解了庄子的原意，阉割了庄子的精神。这场争论自晋代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是道家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

2、，其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对郭象的庄学本身的评价，而涉及到一系列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与历史问题，诸如什么是庄子的原意?怎样才是继承了庄子的精神?如果认为庄子的原意是反对儒家，否定名教，向往“无何有之乡”的超越境界，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则郭象的庄学显然是一种曲解，真正继承庄子精神的应该是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尧舜”的思想。反之，如果认为庄子和儒家一样，也是在探索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他对儒家的冷嘲热讽式的批判并不是对立面的斗争，而是站在宇宙意识的高度对儒家的人文情怀所作的一种深沉的反思和理论上的升华，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继承庄子精神的

3、就不是阮、嵇而应该是郭象的庄学。事实上，无论是阮、嵇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或是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的思想，都可以在《庄子》的本文中找到自己充分的依据，庄子的原意扑朔迷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综合体，魏晋埋藏，随着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选择，分化发展成阮、嵇与郭象两种不同倾向的庄学，其实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据何标准来判定哪一种庄学是庄子的正解?如果以《庄子》的本文为据，则不能以阮、嵇为是而以郭象为非，也不能以郭象为是而以阮、嵇为非，这两种不同倾向的庄学都不失为一种正解。但是，在《庄子》的本文中，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是并存于一体的，用庄

4、子的话来说，它们仅仅是“迹”而非“所以迹”，从“迹”上看，貌似矛盾，就“所以迹”而言，却是内在统一的，那么，庄子原意中的“所以迹”究竟何在呢?再进一步追问，在两汉时期，人们对庄子的“迹”与“所以迹”都不感兴趣，庄学的发展中断了三百余年，造成这种断层现象的历史原因是什么?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兴起，人们关心的主要是老学而非庄学，直到魏晋禅代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嵇康才根据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心态的变化重新发现了庄子，由老学发展为庄学，那么，阮、嵇二人接受庄学的心态背景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和哲学意义?阮、嵇首先发展的庄子是愤世嫉俗的庄子，

5、“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庄子，这只是庄子精神的一个侧面，到了西晋统一以后的元康年间，郭象又发现了庄子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即探索内圣外王之道的庄子，力求消除自然与名教的对立而使之趋于统一的庄子。如果肯定玄学的这两个理论形态都是庄子精神的承传，那么，由此上溯到先秦，庄学与儒学究竟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庄学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历史动因究竟是什么?庄学在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究竟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继承庄子的精神?是像阮籍、嵇康那样继承他的愤世嫉俗的一面，来煽起一股虚无放诞之风呢?还是像郭象那样

6、继承他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谋划一种现世的逍遥?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对郭象庄学的评价自然引发出来的，是题中的应有之意，而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一个怎样才算是对庄子思想的真正理解的问题。庄子曾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也许照庄子看来，无论是阮、嵇的庄学或是郭象的庄学，都只是在“迹”上做文章，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所以迹”。关于这种“所以迹”，庄子认为，“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齐物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真正理解庄子，做到莫逆于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7、。因此，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强作解人，仿效庄子所讽刺的“愚者”，依据自己主观的成见武断是非，妄定黑白，而仅仅试图提出问题，表明自己的困惑所在，以求教于方家学者，通士达人。一、庄子的“迹”与“所以迹”庄子所说的“吊诡”，其实是一种悖论。《天下篇》描述了这种悖论的外部特征：“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FJF〗DC5A〖FJJ〗见之也。”就内在的实质而言，这种悖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永远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往复颠簸，自相缠绕，自相矛盾，两解而又无解。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位最伟大的孤独者，虽然他以汪洋恣肆、恢诡谲奇的文笔，通过“危

8、言”、“重言”、“寓言”的形式，为后世留下了满纸荒唐言的文字形迹，热切地呼唤着一种真正的理解，但是他清醒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