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文化进化与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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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转型、文化进化与文化软实力文化转型、文化进化与文化软实力　摘要：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社会历史中进化发展的。文化进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文化转型，这就是由单一的竞争模式向协同创新模式的过渡或兼容。文化进化必须在传承中提高竞争力，在协同中提高共生力，在创新中提高生产力。传承、协同与创新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进化；传承；协同；创新；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2　科蒂还认为，全球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多样化，有赖于多样性文化的共生协同的创造性融合。我们所处的星球上的不同的思想与信仰体系，无论是科学、哲学、西方、东方等，都不能宣称自己对其它体系的至上性和优越性。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在精神上共同拥有着对这一星球的命运感和归属感，通过每一个可能世界的不完整性，我们现在能够实践人类历史上共同进化的概念。[8]　　　　二、从斗争哲学到和谐文化我国文化的转型　　 　　我国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人类进化史上最为深刻、最为猛烈的变化：在国内外条件的激发下，完成了两次惊人的历史飞跃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风暴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变革与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精神文化上，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或明或暗的起着作用，斗争哲学似乎成为人们顺理成章地接受的概念。　　任何文化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是时代精神精华的闪烁。时代的变迁必然促使文化转型。在我国，从斗争哲学到和谐文化的转型，却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道路。　　194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及执政哲学本身就是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我们看到，它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领导人治国理念由肯定自我否定再肯定的曲折认识过程，也经历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由成功挫折再成功的曲折发展过程。[9]影响这一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中的矛盾和如何给矛盾定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主张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矛盾发展的主线，斗争哲学应该是我党执政的主导哲学。第二种思路主张应该适应执政与建设的新形势，不能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两种思路的博弈，代表了两种文化的博弈，它深刻影响并且反映了我国建国以来现实社会的运动过程。建国最初的七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成为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随后的20年，我们在曲折中艰难地跋涉，并遭遇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社会物质生产体系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思想文化结构遭受极度扭曲，斗争哲学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持久地长期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然而历史总是要戏剧性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自我开辟正常发展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重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和谐文化正是历史辩证发展高级阶段的精神成果。30年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历史成就把中国推向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表现。和谐社会必然呼唤、催生和谐文化。和谐文化的形成，继承了我党在建国初期的成功的执政理念，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宝贵的治国经验，吸纳了新时期新阶段创新发展的新精神，表达了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新追求。和谐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一面旗帜。　　2005年2月，胡锦涛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既包括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它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它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总体特征，又是和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种高速增长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与社会的代价。资源短缺、人口增长压力过大；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突出；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在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因此，在现代化的社会巨变中，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团结、和谐共处的大前提下，妥善应对各种冲突与问题，保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同步进行。 　　倡导和谐文化不是要否定社会矛盾。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矛盾的斗争性也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因素，矛盾冲突也有传递信息、纠正偏差的功能。但是，客观事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运动的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总过程是混沌与有序的统一。混沌的状态不会持久，它总是要向新的更高的有序前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建设性的力量与破坏性的力量是一对矛盾，而破坏性的力量是不会长久的，它终究要为和平与建设的力量铺平道路。因此，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通过经济发展、政策调节、社会建设等途径，努力构建一个公平、平等、正义与和谐的社会。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与发展的舞台上处于主动地位。和谐文化能体现中国的软实力，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是中国特色的理念，它内含的思想与概念对周边乃至世界的辐射或影响是深远的。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倡导与周边地区睦邻友好和平共处，这一理念已被实践证明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毫无疑问，和谐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能反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心愿与要求，能够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文化共生、共存、共处，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激励中不断发展。　　　　三、传承、共生与创新文化进化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是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现实运动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与科学等精神成果，又必须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和谐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发展的文化。　　民族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源。发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家园，重塑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是今天的炎黄子孙必须认真思索的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经济运行规则日趋统一的全球社会中，对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标准的构建日趋紧迫，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消除不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恰恰相反，中国不仅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交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会以自己独到的健康元素给世界文化的进步注入新的活力。塞缪尔亨廷顿也有这样的观点：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系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现代化。[10].L.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之一在于强调和合。这些文化资源仍然可以在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哲学儒家、道家包括佛家之中发掘出来。儒家文化的和谐精神是天人合一。从孔子、孟子到宋明理学，其总的思想特征是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天道、自然与人和谐统一。儒家的天的概念，指的是自然界；人的概念，指的是个体、群体的人及社会。道家文化所主张的和谐精神是道法自然。道家在天人关系上重天道、重自然，把人统一于天，即以人合天。佛教文化经过2000年的历程，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宗教文化其本质虽属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但却十分注重社会和谐。[11]　当然，任何文化在具有自己独到的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同时，会存在着某些特有的局限性，所以必须以一种平和与开放的态势去对待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这是一种文化共生力，它是文化进化的推动力之一。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特征来看，它不是世界现代化的先行者，而是后来者，它比西方国家晚了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理论。以开放的胸怀，去学习和吸纳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渴望与需求。中国文化有广远的开放性。天生的文化优势、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开放的产物，在文化上中国真正实现了有学无类、有教无类。[12] 　　从近代的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的撞击中也形成过一种历史偏差，即容易产生一种自我否定、盲从迷外的倾向。19世纪中叶中国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痛苦的反思促使中国文化走向重建。20世纪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揭开了社会变革的序幕，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加入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循环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交融进一步加剧。有人认为改革开发的过程就是西化的过程，全盘西化的观点还在忽隐忽现地影响着某些人的思想。　　全盘西化的观点是有害的。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传统，正确处理好与西方文化包括一切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善于向别人学习，学习的过程是学习别人的长处，要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长处可以合理地用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不足。西方科学中特有的分析方法、实证态度、创造活力等，为人类的知识框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类去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从历史与现实的过程来看，西方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科学技术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方法和工具，以至于中国古代儒生空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而无丝毫变革和改造环境的能力的窘迫状况不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重现。 　　文化进化的动力不仅在于传承与共生，更重要的还在于创新。让我们从一种广泛的定义开始。创造性一般被非常广泛的定义为发明出某种新东西的能力：它是适应性地回应我们周围世界的能力，是一种预先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以这种定义为标准，人们就毫不奇怪进化方法把创造性看做相对于它们环境关系中所有人类系统的一种内在原则。所以，我们可以把创造性看做系统和环境的更大的反馈环中的固有的东西，看做生命的自创生趋势的一部分，在这里新东西似乎是一种显现的特性。[13]文化创新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它是在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在回答、解决、反映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条件下，文化自身内在生命力的展现。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文化创新是其他方面创新的重要条件。文化创新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氛围，建设创新队伍，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 　　文化创新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时代的高起点上，必须推动文化体制、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努力促进文化的繁荣昌盛。在宏观管理体制上，要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既管文化又办文化，转到集中精力管文化和服务文化上来。要把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事业区别开来，前者主要是承担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后者则是主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多层次的精神文化的需求。通过职能转化、体制改革、责权利挂钩，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促使文艺创作迈上新台阶。要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促进和提携具有高水平的原创性的成果，使其具备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传播手段的创新上，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不可低估的影响，花大气力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努力建设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14]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它既是一种传承之力，又是一种创新之力；它既是一种经济之力，又是一种精神之力。它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社会创新发展，发端于文化创新；社会创新发展，又阶段性地总结于文化创新。在传承中成长，在共生中竞争，在创新中发展这是文化进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