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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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提要】本文以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主,评述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成果。钱氏写作之前,已见梁启超所撰同书名之作。比较两书,可见两人思想与学术之异同。大致而言,论清初学者,钱梁略同;论清中叶学者,钱恶朴学之鄙宋攻朱,颇多讥评,而梁则认为乾嘉考据,甚具实证主义精神而好之。至于晚清,经今文兴,梁随康有为之后,为此一运动的推动者和宣扬者,自道有启蒙之功。然钱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执着,痛诋今文改制说之荒谬,甚不耻康之剽窃与武断,视之为清学覆亡的罪魁祸首。于此可见,钱著与梁著立异之处,要在意识型态的不同,尚可见汉宋门户之见的遗影,并未能在思想史方法上

2、,有所突破。他仍采传统的学案体,故未能将各种议题展开来讨论,学术思想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转进的过程,因而难详,更难能显示时代的深层动力,也不足以细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时代的实际影响。一部以现代思想史方法书写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犹有待于来者。  【关键词】钱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思想史一、引言二、清学史渊源三、清中叶之考据学四、晚清学术史五、结语一、引言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

3、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

4、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二、清学史渊源  

5、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

6、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

7、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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